唯独圣经：宗教改革的基础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维滕贝格教堂的门上，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路德并不是想要发动一场政治或宗教上的革命，而是想引发一场关于赎罪券神学问题的讨论。

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起初并不是属灵目的，而是出于世俗事务。在中世纪，教会就是国家，所以不仅执行神学规范，也执行民事标准。赎罪券最初是为了让罪犯能为他们触犯国家的行为付钱，从而增加收入、减少开支。一开始，教会并没有承诺这些购买能带来任何属灵上的益处。

马丁·路德明白，真正的救恩和罪的赦免不能用会朽坏的东西买来（彼得前书1:18-19）。因此，路德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赎罪券的买卖，并宣扬上帝恩典的福音，引发了一场风暴，因为罗马竭力捍卫它的收入来源。

真正站在宗教改革核心之处的是福音本身。为了阐明福音，改革者们提出了四项核心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五个唯独”。第一是“sola gratia”，意思是“唯独恩典”。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主动白白地赐给我们。第二是“sola fide”，意思是“唯独信心”。人的行为不能使罪人在圣洁上帝的面前称义。

改革者们并不是要创造一个哲学体系，而是想弄清圣经关于救恩到底教导了什么。而支撑这些“唯独”的根基原则，就是“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改革者的论点基础不是人的传统、教会的教条或教皇的法令，而是圣经本身。

“唯独圣经”的原则在当时极具革命性，但一直都颇具争议。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圣经是否必要——大家都同意它是必要的——而在于它是否足够。我们是否需要圣经再加上教会传统、教宗法令或其他东西？还是说，唯独圣经就足以让我们认识上帝、理解救恩、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圣经有能力成就它所宣告的？更重要的是，圣经本身是否宣称它足以供应我们一切属灵生命和敬虔所需？

临终之际的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信给他的门徒提摩太（提摩太后书3:16-17）。当时的提摩太处境艰难。没有了保罗的智慧，他该如何行事？保罗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提摩太必须回到圣经，因为圣经足以装备他完成上帝交托的任务。提摩太不需要保罗，他需要的是上帝的话。这正是关键所在——圣经足以装备我们去完成上帝所呼召我们去做的一切事。圣经的完全充足性，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信息，也是圣灵今天对我们的提醒。要讨上帝喜悦、顺服他，无论个人还是教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他的话语。为此，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中关于圣经的三个真理。

第一，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来源（16节上半句）。

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主是整本圣经的作者——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圣经是上帝所“呼出的”，是圣灵的产物。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不是出自人的智慧、见解、哲理或创意，而是永恒上帝心意的产物。

我们太容易被人的思想、研究、观点所左右，而忽略甚至拒绝上帝的话。但圣经是上帝心意的表达。圣经独一无二，是上帝所赐、上帝所呼出的。其他的一切都相形见绌。

第二，我们要理解圣经的用途（16节下半句）。

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一本抽象、玄妙的形而上学之书，而是一本有益、有用、实际的书。从创世记1:1到启示录22:21，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是无关紧要、过时或无用的。

保罗列出了圣经的四种功用。首先，圣经有教导的功用。一个人相信什么，会深刻影响他所做的事和他如何生活。信错的人不会得着真理，他们被假教义所捆绑，陷入罪中，走向灭亡。而基督徒则被真理释放。圣经因此有益于让我们正确地认识上帝、人类、世界、撒但、救恩、审判与顺服。

其次，保罗说圣经有责备的功用。上帝的话显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新约作者们经常这样使用圣经——甚至在圣经本身中也是如此！第三，圣经有纠正的功用。它指出我们行为中的罪恶、不敬虔和邪恶，并引导我们改正方向。最后，圣经用于“教导人学义”，也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持续地行义。

为此，圣经是有益的。上帝的话教我们分辨真理与谬误，弃绝罪恶，并顺服他。圣经极其实用，也极其有价值。

最后，我们要思考圣经的目的（17节）。

圣经的目的，是使我们得以完全，在敌对的世界中活出敬虔的人生。圣经足以教导我们完成上帝所吩咐的一切事。若我们浸润在圣经中，我们就会被彻底训练，去成全上帝的旨意。

唯有一种情况，圣经对教会或信徒是“无益”的，那就是人拒绝它的时候（希伯来书4:2）。若圣经看起来无关紧要、不切实际或没有能力，问题不在上帝的话，而在人的不信。圣经只有在被人不信的时候，才“无益”。不信是我们无法从圣经中得益的唯一障碍。

作为福音派信徒，我们是宗教改革的承继者。毫无疑问，圣经应当是我们在一切教义与实践上的最终权威。那么，我们真相信上帝的话吗？还是在追随人的想法与意见？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是极美好的根基，但若没有信心，它就毫无意义。让我们沉浸在上帝的话语中，相信它，并被它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