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一）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最近出版了新书《Bad Religion: How We Became a Nation of Heretics》（坏宗教：我们是如何成为一个异端国家的）。他在书中争论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正统基督教不断削弱，被一些异端所取代，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有。这些“坏宗教”对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造成了不良后果。
本周四，多赛特在接受基督邮报采访时，更多地谈到了他的理论，回应了一些批评，还谈到他多样性的基督教教养（灵恩派、福音派和天主教）是如何帮助他写成这本书的。
下面是这次谈话编辑过的文本：
基督邮报：如果用图画出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宗教水平的关系，你找到了一个模式：工业化水平越高，宗教水平越低。而美国是个例外，高度的工业化和高度的宗教化并存。一些人解释说美国的宗教是宽而浅的。它到处都存在，但对大多数人意义不大。而你的观点和他们不同。湖宽而深，但湖水被污染了。这个比喻精确吗？
多赛特：（笑）差不多是这样。这个比喻不差。我在书中尝试做的一件事情是，去认真对待一些人们认为浅显的美国宗教形式，尝试找出它们为什么如此有吸引力并梳理出它们实际所代表的神学。
书的一大主题是，过去40或50年间制度性基督教的锐减强化了另一些一直存在的美国宗教。那种自己动手、“创造你自己的耶稣”这类的信仰。但是那些信仰采取的形式如此吸引人是有真实原因的。
比如说，我在书中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谈论成功神学--那种“祷告并变富有”之类的。很多严肃的基督徒和世俗自由派倾向于嘲笑这种神学，或者他们转转眼珠说，“怎么会有人真的相信它呢？”我尝试梳理出什么让成功神学如此吸引人们，它实际上尝试回答深刻的神学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它解决了关于恶的问题：“为什么一位善的神允许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成功神学提供了某种答案。
对于人们认为的那种新世纪的自助式宗教，那种乔布拉（Deepak Chopra）式的信仰，我也试着做同样的事情。我批评那些，但我也尝试去辨别出它们吸引力的根源。
基督邮报：在成功神学那章中，你特别提到了约尔·欧斯汀（Joel Osteen）。你说在华理克和约尔·欧斯汀之间有一条“模糊的界线”，即使华理克被指责为成功神学。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多赛特：我应该说我钦佩华理克，我确实在谴责成功神学时引用了他。但，我想你在美国宗教中很多看到的是，即使有些美国基督教的领域，并没有像欧斯汀那样“神想让你有这幢大房子”等等的想法，但现在美国宗教的本质，事实是它如此跨宗派和后宗派，最成功的教会也必须像商业一样来经营（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想基督徒被暴露于一个持续的试探中，把事工更多地想成商业，即使他们有时不应该那样想。
我引用了一个学者的想法“钱越多，事工越多”，过去50年来，这种想法，对大量美国福音派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想法。它是一个真实的想法。对吗？巨型教会和成功的筹款呼吁可以让你做各种各样伟大的事情，特别是海外慈善工作等等。
我只是在说，美国基督徒需要辨别出可以暴露在你面前的试探。它能让教会依赖于一个超级明星牧师的模式，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它能让基督徒只是聚焦于外表--谁有最多的会众、谁能建设最大的巨型教会等等，但那些只是基督徒应该关心的一部分事情而已。
基督邮报：对此的一种反应是家庭教会运动，一种远离传统制度和“钱越多，事工越多”模式的运动。你觉得家庭教会运动是一种恰当的纠正，或者你觉得他们有自己的异端邪说？
多赛特：每位基督徒在任何时候和地点都会被某种特定的异端形式诱惑。我确定自己也被诱惑。是的，在很多方面，这种更小规模、私密的信仰方式绝对可以是一种必要的纠正，对于美国宗教中的“更大是更好”的想法。
但那存在的危险是……我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写整体上的美国基督教，所以我辩论时带着一些特定的天主教偏见。但我的确认为，福音派需要认真思考一下，你们如何把你们的信仰传给下一代并长久持续下去。
就像超级明星牧师模式一样（一旦这位牧师变老或者有丑闻等等就会有问题），家庭教会模式……新约时代的家庭教会一段时间后成长为了一种更加制度化的信仰是有原因的。最终，你需要制度来长远地传达信仰。那就是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在某些方面，美国新教可以去坚持恢复过去50年被他们抛弃的宗派制度。他们拥有一个忏悔传统可以长远地维持你的信仰，这是很有价值的。
基督邮报：在你对正统的描述中，你包括了三位一体、童女生子、代赎论、复活和圣经的权威性。那些事情对我来说听起来像是主流派基督教，那么，异端在哪里呢？
多赛特：我的论点是，首先，相信那些核心教义的人更少了。第二，倾向于相信那些核心教义的教会在过去50年总体来说衰退了。如果你退一步，从总体上看一下美国基督教，这会更明显。
在很多方面，美国福音主义现在比过去（比如1955年）更强大了，总体来说在文化中更主流、更有影响力了。但是，福音主义增长的速度不够快，弥补不了主流派新教的崩溃和罗马天主教的平稳削弱。我想我谈到的“正统”包含那些历史上的新教传统、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从这个定义上，我想你可以看到过去40年的急剧下降。
基督邮报：对你的书有一种批评的说法，你选择了只是支持你的理论的证据。有人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不真正有这种你主张的主流正统，从那时以来，其实也并没有产生如此多的分歧。
多赛特：恩，但我认为那些批评是错的。
美国历史上当然没有一个时刻，每位福音派、每位天主教徒和每位主流派卫理公会信徒都手拉着手。很明显，美国基督教被深深划分成不同种类，上世纪中期也是这样。但，那个时代的有些事情相当清晰。首先，存在一种持续的聚合。即使伟大的主流派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葛培理的评价不高，他和葛培理还是有着更多共同点，不管在神学上和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对宗教的态度上，还有所有这类事情上。20世纪20年代的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和麦艾美（Aimee Semple McPherson）也是类似的例子。事实上，50年代被定义为新福音主义，而尼布尔主张主流派新正统主义，你看到，在上面2个例子中，聚合在发生，向着一种基督教中心。
接着，天主教和新教，你可以发现大量福音派辩论家仍然称罗马教皇为反基督，直到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当选。但是，我的朋友阿兰·雅各布斯（Alan Jacobs）指出，1950年葛培理开始波士顿第一次布道时和波士顿红衣主教成了朋友和同盟。如果你不觉得葛培理和红衣主教是上世纪中期宗教的中心人物，那么我不知道你对上世纪中期宗教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是很清晰的，虽然存在巨大不同点，福音派移近天主教，主流新教和福音派新教更加靠近，这种聚合是和所有基督教会更加巨大的制度化力量一致的，比起今天看到的。
看到上世纪60、70年代主流派不可思议的急剧下降和天主教明显的制度性削弱，却假装没什么大的改变，这是很傻的。的确改变了。真的存在一个显著的制度性上的削减。就如我在书中所说，它是对一个时代的解释，不是一幅综合性的肖像。很明显，美国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国家，很多事情在特定时间段内同时发生。但是，当我把那个时代（50年代）描绘为聚合和显著的制度化力量并存时，我的工作相当接近于美国主流宗教的历史编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