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幕后：葛培理第一次访问朝鲜传福音
众所周知，北朝鲜在上世纪80年代末想打破“隐士王国”的封号时，却陷入了困境。他们想在最领先的大学内教导各种宗教的发展史，但因为先前他们费劲一切人力企图摧毁宗教，所以找不到任何人能前来教导基督教的发展史。
“我们找到可以教导佛学研究的，也有可以教导儒教研究的，不过却找不到任何人能讲授基督教，”一名朝鲜官兵在写给戴尔·基茨曼(Dale Kietzman)博士的信中说。戴尔博士是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威廉凯利国际大学(William Care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副校长。
戴尔博士和赵大卫(David Cho)博士写信给朝鲜金正日大学，询问是否能够在两座大学之间建立留学交换项目。过了几月，终于有了回音。
朝鲜共和国建立于1948年，朝鲜国内共有40万基督徒。朝鲜施行暴力统治，政府试图压制和禁闭一切外交，打造一个金正日与儿子共同专制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大多数的基督徒被迫逃往南部，他们殉道、被杀害掩埋。几乎所有的朝鲜教会都被夷为平地。
因此，朝鲜举国上下找不到教导基督教的人。然而，他们的需要为基茨曼博士、赵博士与查理斯.威克曼(Charles Wickman)创造了一个机会，他们于1990年访问了北朝鲜。
在朝鲜首都平壤访问了数日后，他们被告知：“你们要做好准备，因为今晚你们将和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共进晚餐。”
“夜晚来临，我们被带到政府接待室，而平壤因为街灯很少一片漆黑，我们分辨不出自己被带去哪儿，”基茨曼教授回忆。
基茨曼和他的同伴被领进了一个宽阔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大桌子。大约有20个人围桌而坐，基茨曼被邀请紧挨着坐在英语发言人“调解与统一委员会副主席”的身边。“我问他这个职位和机构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是‘与美国调解，实现南北朝鲜统一’。”
“闲谈之后，他说，‘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怎样才能改变美国人对我们的坏印象，使他们重新认识我们？’”
“美国人需要了解才能信任别人，”基茨曼回答说，“为什么不对外开放旅游业，或许人们的认识会有所改变。”
“不，我们还没准备好对外开放，”朝鲜的军官说。
“我说，‘哦，好的，那你们可以先从邀请重要人物开始。’那名军官接着解释，他们曾邀请了 拉姆齐·克拉克和琼·贝兹，但在他们回到美国后，并没有在双方关系上看到什么变化。
基茨曼说，如果朝鲜真的想要打动美国人，那么他们应该邀请美国的一名知名基督教领袖，因为在美国，基督教是主要的影响势力。
“你会推荐谁呢？”那名军官问。
“葛培理(Billy Graham)，你觉得怎么样？”基茨曼博士推荐。突然座位上的每个人都兴致盎然起来。他们拿出笔记本，开始迅速记笔记。军官们用询问的眼神彼此对视，很多人还没听说过葛培理是谁！
“哦，我知道葛培理这个人，”韩世海(Han Si Hae)自告奋勇地说，韩氏是里根总统任职期间的上任北朝鲜驻联合国大使。
当时，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trick)是里根总统政府驻联合国的美国大使。“他曾经邀请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听葛培理演讲，”他说，“哦，我们会考虑一下……还有谁是我们应当邀请访问的呢？”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基茨曼回答。那个时刻他唯一能想起的另一人选便是吉米·卡特。
“我也告诉他，在美国，圣经是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一本书，每家每户都有一本圣经。我说，如果在你们的教育系统中能将圣经作为文学课程来教导，美国人会认可朝鲜。”
“哦，我们可以这么做，”海回答。
第二天，基茨曼了解到，当天晚餐的那群人会面后直接向金正日报告，给了一份完整反馈报告。会谈的结尾，金正日吩咐下属安排葛培理访问。
基茨曼回到美国后，朝鲜方给他通电话，让他确保葛培理会愿意应邀访问朝鲜。于是，基茨曼打电话给北卡罗来纳州的葛培理办公室。
神的精准时机
“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请示葛培理，”葛培理机构的一名成员说。“我们刚刚开了部门会议，商谈他应该访问哪些地方。会议中，葛培理说他还有一个想要布道和访问的地方，就是北朝鲜。”
葛培理的妻子路得年轻时曾在平壤读书，这成为葛培理与北朝鲜建立关系的起点。不幸的是，路得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不能陪同丈夫出访。
在葛培理首次访问北朝鲜时，他与金正日有30分钟的短暂会面。后来，他又受到第二次见面邀请，并与这位朝鲜领袖谈了将近3个小时。基茨曼很确信，葛培理在他的访问中一定向金正日传了福音。
“我没有打电话给北朝鲜，”基茨曼说，“但这些事情发生时，我感到我应该持续跟进。”
与里根总统和吉米·卡特的会晤
之后，北朝鲜访问团出访美国，基茨曼博士带领他们参加了贝莱尔长老教会(Bel Air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日礼拜，当时里根总统也在教会礼拜。他与后来的多门牧师（Don Moomaw)一起，安排里根总统和北朝鲜进行了一次会谈。
“我想让他们亲眼看到美国总统也参加教会，”基茨曼说。
同时，基茨曼博士也接到朝鲜方的电话，希望能和吉米·卡特取得联系。他们迫切渴望在第二天10点能见到吉米·卡特。基茨曼与亚特兰大州的卡特中心通了电话，很快从这位上任总统那得到回音。
“卡特很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基茨曼回忆到，“他说，但会面时间不能是第二天上午10点，因为卡特要在主日礼拜中讲道。”
吉米·卡特出访北朝鲜
第二天，他们安排时间让吉米·卡特与北朝鲜访问团见面。然而，正是这次会谈使卡特和他的妻子罗萨林获得机会，作为卡特中心的代表人员第一次出访北朝鲜，他们受邀前往北朝鲜的核开发项目--今天这仍然是朝鲜的一大争议。、
1946年起，基茨曼与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团在墨西哥、秘鲁和巴西事奉，并于1970年代成为北美洲威克利夫机构的主席。基茨曼参与创办威克利夫协会，带领万国逐家布道团(Every Home for Christ)事工。
之后，基茨曼成为威廉凯利国家大学的一名教授，为许多基督徒团体机构设置宣教和事奉目标。
虽然现已渐渐退休，基茨曼仍然对一他默默支持30年的Totonaco部落心怀异象。“我们为他们提供巴拿巴的支持，”他说。作为前拉丁美洲印第安族事工的领导人，基茨曼帮助当地的印第安基督徒领袖得到牧养和事工上的支持。
基茨曼在威克利夫机构的领导能力日益凸显时，他的管理才能便受到认可和肯定。
在任职期间，他与威克利夫机构的创始人威廉.卡梅隆.汤森(William Cameron Townsend)交往密切，“汤森是农民的后代，”基茨曼说。“他的胆识惊人。他可以毫无畏惧地与任何大使或公司领导人谈话。但他从不浮夸和虚浮，也从不打扮得像个外交官一样。”
“他的技巧在于总是询问别人的帮助，但丝毫不勉强作难，有些是非常简单的帮助，因为这样有助于建立友谊和关系。”
汤森也会邀请别人和他一起用餐。“吃饭的时候，他会说，‘我有读圣经的习惯，因为我需要灵粮。’所以，他就会掏出一本口袋新约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7章或者约翰福音3章。然后，他会转向最重要的客人，问他们是否介意他当众读经。以这种方式他总能打开探讨属灵和福音的话匣子。”
1973年从威克利夫机构退任后，基茨曼博士创设威克利夫协会，为安德鲁弟兄安排了欧洲出访。安德鲁弟兄是荷兰的圣经走私者，他将圣经带到当时的东欧国家。
（翻译：黄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