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中的千禧一代能從19世紀學到什麼？

歷史學家喬恩·格林斯班(Jon Grinspan)說：“年輕人所奮鬥和焦慮的事情並沒有改變，他們20歲出頭還沒有結婚，或者沒有找到終身的工作，然而這些都沒理由成為他們父母和祖父母判斷他們的標準。”

“他們的處境很有21世紀的特點：職業不穩定，技術混雜，晚婚，晚育，成熟時間也很晚”，但“與工業革命時期出生的許多孩子面臨着同樣的問題和挑戰”，他們已經“打亂了已有的社會秩序”，格林斯班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中寫到：有些20多歲的年輕人仍與父母同住，並等候愛情，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與在19世紀一樣。

歷史學家寫道：“對於無根的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對每個國家的衝擊都感到親切，他們擔心自己的愛情、生活和事業。”

在接受基督郵報的採訪時，格林斯班承認，“儘管實際情況並不相似，19世紀末的年輕人內心的焦慮預示了今天的現狀。”他強調了幫助他們應對不確定壓力的2個解決方案：搬去一個新城市，或加入社會團體。

歷史學家尤其稱讚教會的努力。他解釋說，“在19世紀的美國，教堂幫助的年輕人最多。”青年文化開始於福音派的復興--他們試圖讓年輕人走一條沒有人走過的道路。

格林斯班並不像他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一樣贊同給年輕人穩定的環境。他解釋說，“我會避免視20年代的穩定性為標準的情況。”企業、工會、大學和政府的支持，比如說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使現在老一輩享有了穩定，但世界已經變了。

“這穩定的時代就像當今的互聯網時代一樣不同尋常，”格林斯班說， “這不是你內在的正常生活方式。”

可能的解決方案

然而，許多組織為千禧一代面臨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尤其是在就業市場方面。格林斯班把時下的年輕人和工業革命時期的年輕人聯繫在一起，勞聯-產聯(AFL-CIO)政策和特別顧問主任達蒙·西爾弗(Damon Silvers)用格林斯班的觀點來反對“根深蒂固的臨時僱傭勞動力”。

“在技術變革和無情競爭的背景下，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切都促使了僱傭臨時勞動力，對待工人就好比生產一次性產品，僅此而已。”西爾弗比較了沃爾瑪和美國鋼鐵公司僱傭勞動力的情況。沃爾瑪是美國僱傭勞動力最多的公司，而美國鋼鐵公司則是19世紀90年代後期勞動力市場最大的僱主。

西爾弗(Silver)指出了中產階級兩個時期的穩定性，一個是工業革命前，一個是二戰後。在19世紀初，中產階層很繁榮，普通的中產階級可以擁有自己的農場和工作室。因為是家族企業，所以人們可以得到公平對待。

同樣，在20世紀末，“產業工人引領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在經濟安全和收入方面的增長”，生長在“最偉大的一代”和“嬰兒潮”的人們都經歷了這段繁榮。並且工會確保工人的經濟安全。

但工會並不是解決千禧一地啊的挫折的唯一途徑。一代時機(Generation Opportunity)的發言人科里·惠倫(Corie Whalen)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找到工作的原因，跟19世紀末期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大不一樣。

惠倫認為，困擾時下年輕人的不是創新受到了阻礙，在工業革命時期這個卻很常見。雖然社會弊病相同，但背後的原因不同：“一個是破壞經濟增長，另一個是政府干預經濟增長”。

她說，“嚴厲的政府監管過度，阻礙創造就業機會和創業精神，削弱中產階級經濟安全。”中產階級的安全依賴於經濟增長，而政府卻正在扼殺經濟的增長。惠倫總結說，“聯邦政府為我們挑選贏家和輸家，反過來說，美國在創造的是政治經濟，而不是擇優經濟，這必須改變。”

為什麼有盼望

千禧一代面臨的掙扎可能會讓他們預備自己去解決自身的問題。

“機遇國家”是一個以擴大經濟流動性為目的的國家性兩黨競選活動，其總經理拉塞爾·科努木諾(Russell Krumnow)表示了對千禧年一代的盼望。科努木諾聲明，“在當今時代，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當志願者，學習如何服務，我們被這些年輕人的承諾所激勵。”他警告不要拿相距很遠的兩代比較，比如說千禧一代和90年代這兩代人；但他說，“將來的一代在處理人際關係、在職場上往上爬的過程中面臨的挑戰，普遍存在於連續好幾代人中。”

科努木諾解釋說，“就像19世紀的年輕人，可能是他們有面對這些挑戰的不確定性的原因，但現在20多歲的年輕人社會關係非常活躍。並且，現在科技讓年輕人可以在網上參與不同層次的活動。”

他補充說，“我們相信這些經驗不僅加強可社區的管理，而且經常幫助年輕人獲得工作技能，這將有助於他們在職業生涯中建立有價值的人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