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普特南谈贫困孩子的美国梦危机（二）
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在缩小美国贫富孩子所遇机会的差距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教授在基督邮报对其新书《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的采访中说。
普特南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彼得和伊莎贝尔·马尔金(Peter and Isabel Malkin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讲座教授， 并与大卫·坎布尔于2010年合作出版巨著《美国恩典：宗教是怎样分裂和团结我们的》(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他也是畅销书《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和复兴》(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的作者。
在基督邮报对他采访的第一部分，普特南提到了美国贫困儿童所经历的与家庭、教会、社区的隔离，其为全美儿童底层的三分之一； 及他回应了由查尔斯·莫雷(Charles Murray)《分崩离析：美国白人50年，1960-2010》 （2012）(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一书所做的比较。
在基督邮报对他采访的第二部分，普特南回应了《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对此书的评论。弗吉尼亚大学国家婚姻项目主任布拉德·威尔科克斯(Brad Wilcox)教授称赞这本书提供了强大与深刻的思考，对因不断拉大的贫富机会差距所致贫困儿童面临的问题有着“可观的实证支持”。然而，威尔科克斯补充说，普特南并没有给文化变迁以“足够重量”，比如，婚姻质量下降造成了这差距。
普特南还谈到了择校的改革建议。在书中，普特南更多地强调教育改革。然而，他没有提倡择校，这是许多保守派人士为帮助减少机会差距所提出的改革。在基督邮报对他的采访中，普特南解释他没有在思想上反对择校，但他也看到没有证据表明择校会帮助缩小机会差距。
以下是经过编辑后的采访记录：
基督邮报： 弗吉尼亚大学国家婚姻项目教授布拉德·威尔科克斯主任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书评。他认为你没有充分重视婚姻在降低你所描述的阶层差距上所起的作用。你对威尔科特斯的回应是什么？
普特南：我认为这不真实。相反，我有一整章谈家庭结构。我无话可说，许多人认为我太多关注家庭结构。
威尔科特斯的评论是很良善的评论。他认为工人阶层的婚姻崩溃是问题的重要部分，我也这样认为。如果你读了这本书，这就是我所说的。首个实质性章节是关于婚姻已怎样变迁、工人阶层家庭结构已怎样变迁、及这如何有害于孩子的长篇章。
基督邮报： 谈到婚姻质量下降，政府能做的可能不多，对吗？我们是在谈必须发生的文化变迁吗？
普特南：我认为，是的。已经有人谈到政府应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婚姻质量，我原则上不会反对这观点，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此去做。
努力地计划——这不是分歧。其实，我认为布拉德·威尔科克斯和我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努力促进婚姻和家庭稳定性的计划等，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还没拥有人们所期待他们应有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要看到政府对婚姻问题能做些什么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确实认为要把更多的文化关注重点放在孩子需要双亲的事实上，也就是说，孩子需要家庭环境的稳定。迄今为止， 在贫困孩子的家庭生活中，有着日益增多的不稳定性；显然，我们应该就此做事。
我认为，坦率地说，这或许更是教会能起作用的领域，即重新强调：除非你有稳定伴侣准备共同生活并抚养这些孩子，否则就不要有孩子。
我的确没有魔法杖去做这事，因为， 正如你所知， 文化已多变迁。
基督邮报：如果全国的大宗教团体，比如美南浸信会、联合卫理公会等说“我们要把这个作为我们接下来工作的一个主要重点”，这又会怎么样？
普特南：这取决于你对“这个”的理解如何。我对问题的总体印象与布拉德稍有不同。我认为家庭结构的确重要，但我也认为，这不是重要的整个部分，我认为我们其余人也很重要；不仅是孩子的父母，我们其余的人也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为孩子提供教导和引领上。
所以，如果美国教会和宗教团体在机会差距问题上有所担当，我会非常高兴。正如我对别人说：我认为，如果美国主要信仰团体将机会差距问题作为主要优先事项去担当，不仅是婚姻问题，也是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贫困孩子的问题， 坦率地说，我认为解决问题还要走很长的路。
相反，如果美国主要宗教团体没有承担，我认为问题会很难解决。当我说解决问题时，我的意思不仅是要恢复婚姻常态。教会已关注到此，但他们还没有近乎同样多地关注到：外面还有很多贫困孩子，他们真的是孤独的，上一代教会已进入到这些孩子的生命之中。
你能在我讲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来自俄亥俄州克林顿港口我家乡的一个工人阶层的孩子， 在书中被称为唐的男孩，他上了大学，因为镇里的一位牧师关心他，并帮助他明白为何去上大学。唐的家人没有问题，他的父母已婚，他们都是去教会的人，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上大学；牧师介入，帮助他上了大学， 唐自己也成了牧师，最近退休了。
宗教共同体的确重要。我写了一整本书谈宗教共同体作为社会支持的源泉是多么重要。我认为，工人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孩子已远离宗教团体的事实确非幸事。所以，我认为教会要起到主要作用， 不仅考虑家庭结构和婚姻，也考虑帮助这些孩子。他们真的极其孤独。
让我给你们举个不同例子来表达这点。所有孩子都惹麻烦，你的孩子惹麻烦，我的孩子惹麻烦。富家孩子、贫困孩子、黑人孩子、白人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惹麻烦，这是孩子的天性。但是， 当孩子们在更富裕的家庭中长大，孩子陷入毒品、酒精、青少年性行为，进入了某人的车……当这发生在富裕家庭孩子身上时， 安全气囊立即充气，帮助保护孩子避免错误后果，帮助他们从经历中学习。而在贫困孩子生命中，没有安全气囊，因为他们与社会机构隔离，不仅是与父母隔离，而且与社会机构隔离。这意味着：当贫困孩子刮伤时，他们是孤独的，因为他们在生命中缺乏成年人的关怀。
从前，教会在工人阶层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希望教会能以这样的方式更多地介入，不仅提供直接服务，尽管这是重要的（我写过教会当今在提供社会服务中起的作用），而且也呼吁政府关注贫困孩子的需要。
基督邮报：你写到的领域更多是教育。当然，美国人期待我们的教育体系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你在提出的择校改革中没有提到被许多保守派人士倡导的想法。当然，富家孩子已经择校，因为他们负担得起私立学校。为什么不通过提供在任何公立、私立学校都可使用的教育券，给予贫困阶层和中等阶层家庭同样选择呢？
普特南：这并非说我反对选择，只是显示它并未有效缩小机会差距。我没有在思想上反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所有证据说明，择校和学校许可证其本身并未缩小机会差距。原因是富家孩子可能比贫困孩子更占有选择的优势，因为贫困孩子父母未能以富家孩子父母的立场分辨选择类别。
我反对的不是选择，而是说，证据显示选择本身并未缩小机会差距。基本原因是富裕父母可能会更多地真正理解哪个的确是好学校，哪个不是；贫困父母则缺乏使其能做出有效选择的精明。它对我来说不是思想问题，它是实际问题——结果在说明什么？
基督邮报：有一种方法可以把选择建议与你所谈论的结合在一起，你说贫困学校需要更多的资源，因为教育贫困孩子更难。
普特南：是的。
基督邮报： 因此，你能有使教育券更有价值的教育券制度；因为学校需要更多资源来教育贫困孩子， 所以你给他们更多的资金来教育贫困孩子。
普特南： 这可能会奏效。如果只是普通的公立学校，它也会奏效。所有证据表明， 贫困孩子比起富家孩子更可能去临近学校，学校离家近；因为富家孩子比贫困孩子交通上更便利。
我重申，我的论点并不反对教育券，我的论点在于有效帮助贫困孩子，我的论点在于明确能够帮助贫困孩子的是，是否我们有更多资源定向于给更贫困学校带来更好的教师。我会赞成任何给低收入学校带来更好教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