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之怒行动”是正义之举吗？

特朗普总统已经启动了针对极端恐怖分子集团的“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该集团自1979年以来一直掌控着统治伊朗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国家。自是以后，他们一直在整个中东和世界范围内煽动恐怖主义与革命。

这一伊朗恐怖主义国家一直在杀害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还有不认同他们的伊朗同胞和伊斯兰同胞。毛拉（编注：伊斯兰宗教学者或宗教领袖）将美国贴上“大撒但”的标签，将以色列贴上“小撒但”的标签，并誓言摧毁这两者。据多方报道，他们曾公开宣称，伊朗可以“用一两件原子武器完成希特勒未竟之事”——消灭犹太人。

以本国人民惨状为代价，伊朗的毛拉们挥霍了该国可观的石油财富，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以及运载核武器的制导导弹。

为了在道德层面准确应对此类困境与危机，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发展出了“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为基础，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5-1274年）颁布了正义战争理论——界定了基督徒在何种情况下应当参与武装冲突，以及参与冲突的可接受手段。

简而言之，要件如下：

1）正当理由。这一要件排除了为获取物质利益而进行的征服战争或复仇战争。“正当理由”不包括对其他国家公民的奴役。

2）必须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理论取消了进攻性战争的合法性。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被动等待被袭击。如果明确证据表明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准备对你发起攻击，则无需等待其采取实质行动。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正在为攻击以色列进行最后的准备。以色列先发制人，摧毁了尚在地面的埃及空军，并在冲突的最初两个小时内奠定胜局。

1941年12月，我父亲是一名20岁的美国海军水兵，当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下的日本特遣舰队在未宣而战袭击珍珠港时，他正随美国航母舰队增援威克岛。五角大楼的权威人士向我证实，如果美国特遣舰队在距离珍珠港如此之近的地方遇到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的日军，他们会将其视为敌对行为并做出相应的战术回应。

3）最后手段。 在诉诸暴力之前，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来解决冲突。但这并不要求无休止的拖延。

4）非战斗人员豁免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故意将平民作为打击目标，如果可能的话，应格外谨慎以避免或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5）审慎判断。武装冲突所带来的预期利益是否可能超过人类生命和苦难的代价？例如，如果当年那些将欧洲大陆拖入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国政府能够预见未来，很难想象他们还会点燃那场摧毁了整整一代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年轻人的可怕战火。

将这些标准应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干预，结论清晰：其符合正义战争的标准。特朗普总统和我国政府，以及我们的盟友以色列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多次尝试非暴力倡议，随后采取了有限的暴力行动（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而伊朗的毛拉们仍然公开挑衅。我推测，关键的转折点在于，当伊朗谈判代表公然吹嘘他们仍然拥有大量浓缩核材料（足以在极短时间内——也许不到一个月——制造11枚原子弹）时。面对此种言论，我推测美国谈判代表（我也确知以色列谈判代表）的反应是：“够了！时间已到。我们必须行动。”

特朗普总统授权使用致命武力，并声明：“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把你们的国家还给你们。现在是你们从1979年劫持它的毛拉们手中夺回国家的契机。”

我无法确知，但我推测以色列方面可能表示过：“够了。我们不能再冒险拖延下去了。美国，请与我们联合行动，否则我们将被迫单干。” 核心问题在于，如果不使用其自身的核武库（他们确实拥有），以色列人就无法保证实现伊朗的无核化。这将涉及自1945年广岛和长崎以来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

必须始终铭记，“最深重的灾难”（纳粹屠犹）已经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他们铭记。他们为防止此类惨剧重演，绝不允许手中拥有的任何资源被闲置。如果面临的抉择是“被核武毁灭”或“用核武毁灭对方”，伊朗必将遭到核打击！应当指出，在过去的45天里，毛拉政权可能已经屠杀了多达30,000名参与抗议的本国国民。

结论就是，抵抗侵略和恐怖主义是维持文明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

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大约两个世纪前得出的结论：

“一个除了个人安全之外别无所求的人，是一个可悲的生物，他没有机会获得自由，除非有比他更优秀的人为他创造并维持这种自由。只要正义与不义在人类事务中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尚未终止，人类就必须愿意……在必要时，为了其中一方而与另一方进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