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良十四对正义战争的看法错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尤甚

当希波的奥古斯丁在公元五世纪初撰写《上帝之城》时，罗马就活生生崩塌在他眼前。他哀悼战争的惨烈，却也清醒地意识到，政府背负着维持秩序和遏制邪恶的责任。奥古斯丁论证说，正义战争之所以避无可避，全是因着侵略者的恶行；当和平手段失败，政治权威有时有责任去保护无辜者。

正是基于这种冷硬的现实认知，基督教正义战争传统应运而生：它绝非给野心家发派开战许可证，而是一套神圣的道德框架，旨在让发动战争在道德审查上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容易。然而，十六个世纪后的今天，教宗良十四却宣告它过时了。

在今年5月25日发布的通谕《伟大的卓越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第192段中，教宗良十四写道，正义战争理论“往往被用来为各式各样的战争开脱，如今已经落伍”。他辩称，人类现在拥有“远为高效且有能力的工具来促进人类生命、化解冲突，例如对话、外交和宽恕”。尽管他在脚注中承认军事力量可用于“正当防卫”，但他执意要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升级更新”，这暗示该理论的每个核心要素都在调整之列，甚至可能催生一套完全不同的新理论。

每个基督徒都能理解并尊重这份对和平的向往。然而，通谕在这一点上的结论，不仅建立在对正义战争传统的误读上，而且挑了一个最糟糕的节点发布——眼下，人工智能正以任何外交手段都无法企及的速度，彻底重塑着战争的面貌。

正义战争传统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正义战争教义从来就不是写给野心勃勃君主们的属灵免责单。当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将奥古斯丁的论证系统化为正式标准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起初都是为了约束权力而设计的。“合法权威”阻止了私人势力因个人恩怨擅自开战；“正义缘由”将冲突死死限制在抵御真正的侵略上；“纯正意图”彻底排除了将征服和复仇作为可接受的目的；“最后手段”要求政治家在拔剑前必须竭尽全力寻求和平解决途径；“比例原则”严禁使用超过威胁所需的过量武力；“区分原则”则保护平民免受刻意攻击。

每一个标准，都是为了让走向战争在道德上变得更难。几百年来，这套教义确实屡遭滥用——教宗良十四在这一点上说得没错——但面对一个健全原则遭到滥用，正确的做法是更严苛地去执行它，而不是直接废弃。我们总不能因为合同有时会被撕毁，就彻底废除合同法。

当领袖们切实遵守这套教义时，历史证明了它的价值。盟军对纳粹德国的反击完全符合正义战争的每一项标准：侵略事实无可辩驳，外交努力在慕尼黑已被践踏殆尽，采取军事抵抗成了阻止灾难性恶行的道德必然。1991年的海湾战争联盟同样基于这些理由——侵略者公然践踏国际边界，和平手段已被穷尽，多国部队采取了对等武力来恢复原状。历史所谴责的，从来不是奥古斯丁的框架，而是那些选择对该框架视而不见的政客。

当下与伊朗的持续冲突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检验。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28日发起了“史诗愤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精准打击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与军事领袖。各宗派的基督徒纷纷祭出正义战争的每一项标准来评估这场空袭——质问当阿曼调停国报告外交框架依然有一线希望时，“最后手段”是否真的得到了满足；质问一位在没有国会新授权下采取行动的总统是否符合“合法权威”的标准；质问面对随之而来的平民伤亡，“比例原则”是否得到了遵守。这些全然是该问的正确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全教会内部被激烈、公开地探讨，恰恰证明了这套教义正在以奥古斯丁预期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一种遏制动武冲动的道德阀门。拿掉这个框架，我们将不再拥有任何词汇去追究政府的责任。面对一场充满争议的战争，答案绝不是废除标准，而是以更严明的纪律去执行标准。

眼前的现实同样佐证了这一点。俄罗斯军队于2022年2月攻入乌克兰，至今仍在持续炮击平民基础设施、强占主权领土并强行驱逐乌克兰平民。乌克兰的抵抗完全符合教宗良十四本人所承认的权利——“最严格意义上”的自卫。正义战争标准并没有让这场抵抗变得难以自圆其说——它们是目前国际上唯一通用的道德话语体系，借此，乌克兰的防卫才能与俄罗斯的入侵清晰区分开来，维持乌克兰生存的道德与物质援助也全赖于此。这套教义绝非和平的绊脚石，侵略才是。

利奥在哪些地方说对了——以及为什么这反而指向了传统

当《伟大的卓越人性》转而讨论自主武器时，教宗良十四的论述最有说服力。他警告说，任何促成“在看不见人类面容的情况下发起攻击的技术，都会降低冲突的道德门槛”，并坚持认为涉及生死的决定“绝不能托付给机器”。作为一名退役美国陆军步兵军官，且在《新AI冷战》（The New AI Cold War）中对这些课题做过长期阐述的人，我完全认同这一警告。

眼前的战场充满了自主无人机群、AI辅助锁定、预测性情报网络以及以机器速度运行的网络武器。美国战争部于2023年1月更新的《国防部第3000.09号指令：武器系统中的自主性》明确要求，指挥官必须在“使用武力时保持适当水平的人类判断”，恰恰是因为机器在没有人类监管的情况下做出致命决定，绝非科学幻想，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危险。

清醒来看，教宗良十四在AI化战争中识别出的每一个危险，恰恰都成了必须更严苛应用正义战争教义的铁证，而不是让它退役的理由。人工智能极大地压缩了决策周期，降低了挑起冲突的门槛——这正是为什么“最后手段”变得更加不可或缺，而非可有可无。自主系统在指挥控制链中分散并模糊了问责制——这正是为什么对“合法权威”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机器速度的锁定极易引发失控的螺旋升级——这要求大伙必须更加审慎地审视“比例原则”。而那些无法可靠区分战斗员和平民的锁定算法——更是让“区分原则”变得刻不容缓，而非沦为陈词滥调。奥古斯丁的框架从未被技术淘汰，它恰恰洞穿了技术的盲区。

教宗良十四对AI时代危险的诊断切中要害。但这篇通谕跑偏的地方在于，它断定这些危险证明了传统的破产，而不是呼吁传统重新彰显大能。

圣经在创世记 1:27 中关于人类带有上帝形象的教导，是正义战争论背后的神学基石。机器不带有任何这样的形象，也承担不了任何道德罪责。当一个自主系统错误识别了平民目标，没有任何算法会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没有任何锁定目标的模型会在上帝面前直面良心。这绝不是放弃战争道德框架的理由——相反，它是最强有力的论据，证明被罗马书 13章命令佩剑作为上帝赏善罚恶仆人的人类，绝不能将这份问责权拱手让给机器。正义战争的神学逻辑，从未像此时此刻这般迫切。

问题从来都在于对教义的不服从

教宗提出的替代方案——对话、外交与宽恕——其实根本不是正义战争教义的对立面，它们早就作为硬性要求被编织在教义内部了。“最后手段”向来是该传统的核心硬性要求。这个框架规定，在考虑诉诸武力前，必须切实穷尽和平选项，且开战是为了恢复和平，而非达成征服。正义战争教义绝没有与外交唱对台戏，它反而在道德上拔高了外交的地位，让动用武器变得极难通过道德审查。然而，一旦外交已经彻底破裂，任何教义都无法替代外交——这恰恰是奥古斯丁当年面对的残局，也恰恰是今天这个世界正在撞上的南墙。

教宗良十四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通过将一份核心教导文件完全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战争，他促使全球展开了一场基督徒政治家、军事规划者和牧者们长期躲避的对话。他关于生死抉择必须保留在人类手中而非算法之中的警告，值得每一个信仰群体严加对待。通谕的这一大半内容完全立得住。

这份文件的短板，在于它催促大伙去让一套道德框架退役，而不是去更严明地重塑纪律。未来的战场将充斥着致命无人机、AI辅助指挥系统以及以极限速度压缩人类决策空间的自主平台。在那种环境下，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奥古斯丁在罗马废墟中提出的那些：谁授权了武力、和平替代方案是否真的耗尽、无辜者是否得到了保护——而没有任何算法能有资格去回答这些。

正如我在《AI与人类未来》（AI for Mankind’s Future）中所展开的，教宗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任务，绝不是去废除那些约束战争的框架，而是要带着全新的紧迫感，坚持用它们来管束战争。那个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人类——绝非实验室里拼凑出来的机器——必须在每一个关于致命武力的决定中，稳居道德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