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置于“激进”教会（第一部分）

对千禧的渴望在人类灵魂中澎湃汹涌。

在潜意识里寻求神的国度——真正乌托邦的最新证据，是当代文化中出现对“重置”的痴迷。

已然耄耋之年的我回顾了所有自己曾见识过的“重置”运动。我所关注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无论是被迫还是如何。

对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国度，其属灵、道德、社会、文化和哲学界线被1871年法国那些戴着头巾冲进兵营的革命者、1917年袭击沙俄堡垒那群冷酷的布尔什维克或者是1920-30年代撕裂人道与自由的希特勒冲锋队所共有的狂热摧残殆尽。

对于神国度的渴望存于我们所有人心中。对新耶路撒冷的热忱强大到了让我们高声呼喊以屏蔽其他诉求而让对它的追求高于一切。

使徒彼得是这么写的：“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后书3章13节）然而，许多想要重置者期待的并不是“义”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世界。

不可避免地沉沦入荒诞的混乱，恰是堕落的人类永远无法带来属天王国的原因。左派进步主义者以及保守的功利主义者一直在尝试。

对重置的热忱就是证据。

教会重置者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对他们而言，重置是迅速成长，展示新的说法新的动人之处，而且，在左派和一切右派人士而言，意味着圣经权威的瓦解并无休止地追求“更要紧”信息时教义的界限。

在1960年代担任伯明翰新闻(Birmingham News)的宗教编辑时，我报导过早期许多教会寻求重置的集会、大会和会议——尽管当时这词还不时髦。

当卫理公会加紧尝试重置时，我就在圣路易斯。我在亚特兰大时，当时讨论更加深入，最终导致保守的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PCA)的成立。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院时，圣公会主教院的一次会议几乎被要求赔偿的破坏者占领。

这个问题令一位圣公会的教区代表(Episcopal Vestryman，他恰好也是伯明翰市长)非常苦恼，以至于他看了我在南本德(South Bend)的报告后，天刚亮就给我的旅馆打了电话，说出了他许多同道中人的疑问：“我的教会怎么了？”

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Augusta)的另一次圣公会主教会议上，我和前加州主教詹姆斯·派克(James Pike)坐在一个小房间里，他告诉我，他作为一个学者型神学家，为什么以及如何进入神秘学。

还有一次，我就亚特兰大卫理公会赞助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托马斯·阿尔蒂泽(Thomas Altizer)教授关于复活尼采及其“上帝已死”的神学倡议提出质疑。

不久之后，我在达拉斯的美南浸信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采访了极其保守的牧师W.A.克里斯威尔(W.A.Criswell)，谈及圣经权威的危机和新正统主义在该教派的兴起。

这些都是重置、重置，我在那些日子里所去的地方都在重置。对重置的追求其实是在后宗派时代到来之前就开始了。

而且还没有停。现在我看到所有这些事，以及更多的事，都是试图在神学、战略和制度的表盘上找到正确的位置。

1973年的时候，当我自己成为牧师时，我发现自己也站在了重置者的立场上。

亚拉巴马州南部深处的这小教会非常需要重置，但我不知道如何实现。1970年代初，教会成长运动应运而生，很快就蓬勃发展。我不知道该采用哪种方法，不知道该遵循哪位教会成长的圣人。

总之，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一边祈求答案，一边在文献、磁带和教会成长工作坊中挣扎。

一路走来，我发现重置的激进分子还不够激进。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受邀参加尼克松总统时不时在白宫召开那种礼拜仪式。埃尔顿·特鲁布雷德(Elton Trueblood)是传道人。他重点讲了“激进”这个词。这次布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余音绕梁至今。

“激进”，特鲁布雷德告诉我们，词源时拉丁语radix，意思是“根”。几年后，作为一名研究教会成长方法论的牧师，这个想法开始在我心中激荡，仅仅依靠当代理论是不够“激进”的，教会成长的“根”在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事工中。

一个令人震惊的意识袭来。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肉身服事中从不缺乏人群……不要追求教会的成长，而要像耶稣一样服事，“教会成长”就会发生。

耶稣作为神的道成肉身的儿子，在世上的事工中做了什么？

这问题让我辗转反侧。

我又回到了那些曾写过最好的教会成长“手册”的作家那里：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当我研究耶稣在地上事工的本质时，我看到他做了五件重要的事情（还有更多，正如约翰在21:25中所写的那样）。

耶稣敬拜。

耶稣祷告。

耶稣宣扬天国的福音。

耶稣让遇到的人成为门徒。

耶稣满足人类的需要。

（我们将在这个简短系列的下一期中探讨其中的每一项。）

当代社会的需要要求教会重置，但教会领袖必须敢于真正“激进”起来，恢复主的道成肉身时式的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