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尼、美国以及正义战争

伊拉克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一架美国无人机袭击了巴格达机场，击毙伊朗最高军事长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数十年来，苏莱曼尼是伊朗在中东地区插手武装冲突和恐怖袭击的主谋，其行径包括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援助、袭击沙特油田与国际间船运，并以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力量为袭击目标。事实上，五角大楼将超过600位美国军人之死归咎于苏莱曼尼。

在其死之际，苏莱曼尼离开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仅15英里之遥，而上周该使馆正被由苏莱曼尼所操纵的武装分子洗劫。

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的迈克尔·多兰（Michael Dora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铲除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数十年来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以色列的暴力活动的策划者，代表着中东政治的结构性转变。”

而且，尽管不知道这结构性转变会带来什么，多兰的结论是：“我们今天早晨起床后的世界，摆脱其最臭名昭著且危险的恐怖分子，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当然，美国袭击苏莱曼尼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伊朗会如何回应？会导致通过什叶派武装分子的“代理战争”吗？伊朗会直接打击美国军事目标？伊朗会在中东甚至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吗？这是在中东甚至更大范围内通往更大规模、更血腥战争的决定性一步吗？

未来不可知，在一个充斥着反复无常角色的动荡不安地区尤其如此。不过呢，我们能按照“正义战争论”（Just War Theory）来评估这决定以及任何导致敌对行为的决策，是否真是合乎正义的行为。多少世纪以来，从奥古斯丁、阿奎那到宗教改革家的基督徒思想者们——都在寻求基督教关于人之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基督徒通过保护我们邻舍远离邪恶而爱他们的职责这两者之间的调和之道——他们给出了一系列的条件，让一些暴力行为能被视为正义之举。这些条件包括是否应该发动战争以及应如何发动战争。

第一，发动战争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目的必须是正义的。第二，战争必须由合法权威所发起。第三，暴力必须成为最后的手段。第四，使用在战争的东暴力必须恰当。第五，暴力不得针对非武装人员，以及最后一点，必须有合理的获胜可能。

显然，这些条件都对应着很不确定的细节，其中有些则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们也许也无法知道或者是不确知的。如果我们用这些条件来评价击毙苏莱曼尼事件，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考虑到苏莱曼尼长期以来的恐怖主义与邪恶行为，以及他针对美国和美国盟友们（包括平民）这些劣迹，这些都是正义的原因。

行为的发起者是否是合法的权威，这问题更加难以回答，因为美国和伊朗之前并没有处在正式的宣战状态。然而，我们的武装力量是合法驻扎在伊拉克，得到国会授权并伊拉克政府的批准。苏莱曼尼是在煽动针对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敌对行为，并且按照五角大楼说法，他还在策划更多袭击事件。（戴维·芬奇David French在这里给出了更多有帮助的解释）

本次袭击是精密的无人机袭击，并没有针对平民，这也是回答了关于手段恰当性与成功可能性的问题。袭击是不是最后的解决手段？很难知道。显然，对伊朗政权的制裁并没有影响苏莱曼尼在周边地区的活动。

最困难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所预防的邪恶是否比潜在后果更严重。这大胆、全新的立场会导致伊朗收敛其行为，还会触发更大规模的战事呢？我们只能从事后来回答这问题。

当然，我们所知有限。不过，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天、几周中将正义战争的条件记在心中。正如敏迪·贝尔茨 (Mindy Belz)在BreakPoint播客关于苏莱曼尼伊朗的特别节目中告诉我那样：尽管美国正关注于总统弹劾问题，但中东一直都炸得天翻地覆。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向创造历史的神祷告，祈求神将智慧赐给总统和国会，求神赐平安给我们军人和其他生命受威胁的许多人，赐中东以和平。

原文最初发表于Break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