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福来鸡失去了信仰

基督邮报将刊载“离开基督教”系列文章，探究为何如此多的美国人拒绝他们生长于斯的信仰。在这八篇文章中，我们将刊载见证并观察潮流趋势、教会的失败以及基督徒们如何回应质疑他们信仰的人。本文是第一部分。

编者按：我们决定发表这些见证（本系列有两篇)，来自于那些不再是基督徒的人，因为我们想要听到他们的故事并且想要理解他们为何选择放弃信仰。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听到这些内容。

如果我相信神而且神存在，那我就获得了一切。如果相信神而他并不存在，那我什么都不会失去。如果我不信，而神确实存在，那我就失去一切。因此，一个理性的人如果有任何怀疑的话，那就应该在信仰里跨出这一步，以防万一。我不知道自己何时第一次听说帕斯卡的赌注，也就是上述这番建立在概率论上信仰神的理由。这后来成为我在世俗和敌对文化中捍卫基督教的训练的重要部分，我总是准备好为自己心中的信仰给出辩护。

曾经，作为基督的战士，我对一切都毫不犹豫，一切都这样。我是在俄勒冈州莫拉拉（Molalla)城外的家中接受教育，重点关注于辩论、写作并捍卫信仰。我并不记得请求耶稣进入我内心，但我父母说，那是在我四岁或五岁时复活节主日礼拜上。我真正能记得的就是整个儿童时代都是以教会为中心的社交生活、关注于创造论科学，以此反复不断在强调、强化自己的信仰。8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地球大约有6000岁，这很快成为一个人是否相信神的话语的试剂。

很难说怀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记得花了多少小时跪着祷告，整个的情感都聚焦于与神交谈，但什么都听不到。我觉得腹部难受，开始想是不是真有人在听我，然后让自己确信自己错了，原因在于我信的不够坚定，或者就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与神连接，或者类似这样的说法吧。然后，我加倍努力，在敬拜中、在阅读圣经中与神交流。如果我觉得有所怀疑了，我聚焦于学习去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无愧的工人。

所以我好好学习研究。钻研圣经从来都不是我的弱项。从13岁开始，我就背了22卷《新约》，全都是用英皇钦定本。我获得了一些我最早的公开演讲经历，在教堂前大声背诵圣经的章节，我的牧师指导我从上帝的话语教导和传道，那只是时间问题。我想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认真地把做牧师当成了一种呼召。我从没想过要放弃，真的。我只是有机会去法学院，并认为我会在我的业余时间得到我的神学院学位。这样，当教会将来需要我担任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帮助他们。因此，在我法学院的两个暑假里，我在网上读了神学院的课程，总是渴望在公共场合宣扬基督教。

在这条道路上，我学到了法律教育的一个有趣之处。它要求你为一个案件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辩论。你越了解你对手的立场，你就越能推进你自己的立场。为了成为最好的基督教护教者，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支持和反对基督教的论据，并且对那些在我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辩护者肯·汉姆(Ken Ham)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就神创论的科学正当性与比尔·奈(Bill Nye)展开辩论时，我法学院正念到一半，组织了一场辩论观赛派对，点了披萨，召集我的福音派同事一起为汉姆加油。所以，想象一下，看着我儿时的偶像在我眼前被如此尴尬地毁掉，那是多么的毁灭性。肯·汉姆把信仰带到了一场证据之争中，甚至我的原教旨主义神创论派也能看出来。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学习更多关于进化、天文学和地质学的知识，这样，当轮到我与世界上的比尔·奈辩论时，我会比肯·汉姆做得更好。

我有能力也有意愿去研究一个案例的正反两面，我把自己的好奇心引导到哲学、科学和古代历史中去，以反驳我的信仰体系中所谓的谬误。在古老的历史,我学会了如何不可能将整个青铜时代的时间压缩进诺亚的洪水过后的2300年。例如，成长时我知道金字塔要比这个距离今天跟近，与之相伴的是整个伪造的历史体系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神创论。我越想调查，遇到的问题就越多。如果金字塔是在第四王朝建造的，我不能说他们是在更晚的时候建造的。为了给更早的朝代腾出空间，我不得不越来越晚地推迟金字塔的建造日期。我认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考古学家所记录的每一个日期都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唯一有意义的方式就是所有的学术界都密谋反对圣经。星光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小到大，我被教导说，星光在穿越宇宙的过程中确实会加速或减速，以便在不到6000年的时间里从整个宇宙到达地球。一门简单的物理课程，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中学教育中并没有被优先考虑，却毫无困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条路上的某个难以分辨的地方，我对基督教的有效反驳变成了对我自己信仰的真诚探索。

我不打算举什么例子，因为已经有很多关于年轻地球神创论逐点反驳的好书问世了。我叙述这些事例只是为了强调我必须做出选择。我能改变我对创世记的看法，但保持对完整的福音信仰吗?最后，我做不到。也不是因为缺乏尝试。我就是不能把神创论和福音书分开。我对基督教的整个参考框架是以创世记为基础的。如果创世故事不可靠，那么为什么相信复活呢?如果诺亚的洪水没有像描述的那样发生，那么为什么相信耶稣有一天会回来呢?我这样说并不是对那些为了让他们的信仰进化而重新解释创世论的人的不敬，但对我来说，我也可能已经皈依了另一种宗教，或者根本就没有宗教，因为那离我的出发点没有任何距离。要改变我那顽固的信仰，就得冒着彻底摧毁它的危险。

然而，无论我在个人怀疑上冒多大的险，帕斯卡赌注都显得太大，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我很害怕。我担心如果我错了，我会失去一切。我害怕如果我失去了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信仰，我的朋友和家人会与我断绝关系。如果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后果，我怎么能容忍基督教是错误的呢?这是我在哲学上的旅程，在我的神学教育中我已经准备好了，它带走了我的恐惧。

我研究了斯多葛学派。他们在焦虑面前的抉择，在我因为对信仰有所怀疑这样的压力下很有帮助，正如其会继续在消解信仰之后失去一切所带来的抑郁中有所帮助。我最喜欢的斯多葛派思想家是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他在帕斯卡出生之前的一千年，就深刻地回答了帕斯卡赌注，并先发制人地提出了相反的论点，我称之为斯多葛派的打赌:

“如果诸神存在，那离开人世就并不可怕，因为神不会引你入于害。如果根本没有神，或者神不管人间事，那么对我而言，生存在一个没诸神或神意的世界又有何益呢？”

从根本上说，不要一边担心是否诸神一边思考死亡。如果诸神存在，他们会关心你人生有何美德。如果不存在，你也会过着有道德的生活。如果诸神存在，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否关心你的人生呢?

这一观点早于基督教的流行，与帕斯卡所做的一些假设形成对比。帕斯卡认为，不信仰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脱节。他认为一个人自己相信的意愿，或者至少试着相信，而这才是神更想要的，胜过想要一个人的诚实。如果上帝奖励不真诚的信仰而惩罚诚实的不信仰，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有如此武断的标准?帕斯卡赌注与上帝存在的理由无关。这只是一种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而进行的两面下注的方法，它假定犹太-基督教的上帝是人们在追求这些结果时应该考虑的唯一可能性。与这些假设不同，斯多葛派的赌注成了我在末日审判时的首选。

所以，我最终在福来鸡里失去了信仰。

2016年夏天，我23岁，在德克萨斯州中部为一个保守的州立法运动工作。我一直在参观教堂、犹太会堂、人文主义会议和各种哲学讨论小组，只是为了比较它们，寻找真理。我手里拿着一本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比较神学的书，一边吃着华夫饼薯条一边继续我的信仰之旅。和往常一样，这家餐厅只播放器乐敬拜音乐，为非信徒提供足够微妙的感觉，使他们不会被自己不认识的歌曲所冒犯，而信徒却能记住所有的歌词。于是歌曲响起，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我最喜欢的熟悉的敬拜歌曲的歌词。我离开我正在读的书，脑子里回想起每一个原教旨主义生动布道、每一个护教题目、我所记住那成千上万钦定本圣经经文，还有大量的我只能描述为混乱的东西。我意识到早已阅读所有在做出决断前所需要阅读的哲学和神学。

我放下书，走进男厕所，坐在马桶上，哭了一个半小时。一切都结束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如同戒毒一样难受，尖叫，因为证据与我以往所拥有的每一个欲望、动机和目标相背。一切毫无意义，只是明白了我的好奇心不会歇息，除非我渴望称为优秀护教者的愿望让我辩无可辩。我想要的不过是强化我的信仰，让我去相信不可持续的一些不再有意义的东西。我如同在一片混乱的海上漂流，打电话给当时正在亚洲执行传教任务的未婚妻，请求她不要离开我，因为她的信仰坚持认为她必须离开。

我失去了相当多的人际关系，不管是对方的选择还是我的选择。我失去了在宗教右翼的政治生涯，反而花了一些时间来重新树立自己作为一个进步活动家的形象。我以为我的家人会和我断绝关系，其实他们并没有。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如此控制欲强、居高临下，结果是我与他们割席。结果，其他一些关系也发生变化，有些变好了。我想我已经意识到很多关系都是有条件的。例如，与耶稣的友谊是以顺服为条件的(约翰福音15:14)。与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人的关系可能是有条件的，也可能不是。当你去掉了信仰的因素，你会发现那个人是为了你而爱你，还是只是因为你符合某个特定的模式而爱你。搞清楚谁究竟怎样是很痛苦的。整件事无疑是我当时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但事后看来，却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

我没想到的是所有的新人际关系。老朋友和熟人，甚至是我多年来失去联系的家人，他们一听到我的旅程，就告诉我他们也失去了信仰。美国的教堂里整在清空，即使是那些仍然有人坐的教堂里，也经常坐满了那些即使想离开也不愿意离开的人。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阅读这篇文章，并权衡你的怀疑，想知道是否值得失去你认识的每一个人，我保证你认识的无神论者比你意识到的要多。我离开信仰后最早的支持网络不是来自无神论或人本主义组织。它来自老朋友，当我们谈论以后的生活和下一步去哪里时，他们向我倾诉他们的不信仰。

下一步该去哪里?对我来说，这种牺牲不仅仅是个人和职业关系。它还在原来的目标上留下了一个大洞。你看，我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全部教育是，如果没有上帝，就不会有道德、目的，甚至逻辑本身的基础。如果没有更高级的权力，让神的本性来展示其正当性，那么就没有错误这回事。然而，我越远离预设的护教学，整个论点的意义就越小。我的后福音主义道德观是由在复杂世界中最大化幸福的难题所驱动的。出于同情我的人类同胞,最后会帮助我更加有道德的做法，就是关掉我内心中为了推托到据称对灰色问题拥有白纸黑字答案的更高权利者(或者那些据说代他提供答案之人)的质疑。

当你的使命感被基督呼召成为见证人，认识到生命是公正的，这是一个不和谐的领悟。如果我渴望一个目的来理解它的混乱，我必须为自己找到那个目的。这是可怕的。是很困难的。当我意识到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我短暂的生命中找到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目标时，我感到更有成就感了。生命的短暂使它的每一刻都更加珍贵。

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独自踏上这段旅程。我积极参与跨宗教运动，希望每一种宗教都能接受最好的、最具前瞻性的自身版本，并继续朝着接受证据而不是否认证据的方向发展。对于那些拒绝进化的人来说，未来只会是衰落。这个国家到处是空虚的教堂和牧师，他们秘密地失去了信仰。这里到处都是宗教领域的“无人”，他们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天主教徒和福音派教徒，其中许多人在过去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不能代表其他离开基督教或他们正在寻找什么的人，但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社区是人文主义，从2018年初开始。我领导着一个由自由思想者组成的组织，他们一起志愿服务，倡导政府与教会分离，为美国世俗的平等而奋斗，并就发人深省的问题展开强有力的对话，这些问题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信仰。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也许最终会发现一些空教堂的用处。

如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些已经离开或仍在离开基督教的人身上，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欣赏帕斯卡赌注。在我人生旅途的任何阶段，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因为帕斯卡赌注而皈依基督教的人。但我遇到过无数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帕斯卡赌注而心存疑虑，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对于那些已经把基督教视为常态，把不信视为可怕的未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护教工具，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坚持策略。然而，福音主义正在衰落。随着越来越少的人以基督教作为他们成长的常态，如果他们想要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前进，那么在保持信徒方面相当有效的护教学就必须进化。

卢克·道格拉斯(Luke Douglas)是大凤凰城人道主义协会(Humanist Society of Greater Phoenix)的执行董事兼总顾问，也是亚利桑那州世俗联盟(Secular Coalition for Arizona)的组织者、倡导者和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