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基督徒面对的不仅仅是新冠病毒

诺贝尔奖得主奈波尔(V. S. Naipaul)曾说过，他的人民曾如何对抗自上而下的统治，其中著名的一点就是称印度为“百万哗变”之地。显然，对那里的13亿人而言，法律常常被当成建议，服从与否是需要协商的。

新冠病毒的时代似乎成了例外。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印度人不仅仅是“忠实遵循”莫迪总理的封城令，而且还“变本加厉”。这种突如其来的循规蹈矩，对许多基督徒而言，是莫迪总理2014年执政以来日益加剧迫害中的一次喘息。

在印度，宗教自由本不应像现在这样岌岌可危。尽管印度宪法序言就宣称印度是“世俗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从公共领域中被消除，甚至也不意味着政府不参与到宗教事务中。印度法律所规定的“世俗主义”是说，在这个人口有80%是印度教徒的国家里，没有哪个宗教相对其他宗教拥有特权，以此确保宗教自由和宽容。

独立后的50年内，这在印度行之有效。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还有其他少数族群在印度社会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实上，莫迪总理的前任是锡克教徒。印度曾有过5位穆斯林总统。印度基督徒在创制该国太空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在国防力量中有着优异表现。

然而，在1980年代晚期，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就是印度教主义(Hindutva)开始回潮。印度教主义拒绝宗教多元化，宗旨是让印度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在印度教主义创立人看来，一个在印度的非印度教徒应该被认为“最好也就是个客人，最坏的情况则是外国侵略者的私生子。”

印度教主义的政治载体是印度人民党(BJP)，也就是总理莫迪所在党派。印度人民党拥有名为“RSS”的突击部队，是一个“准军事的志愿军组织”，成员超过500万人。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主要目标，迄今而论，是印度的200万穆斯林。数以千计的人已被杀害，其中包括几个星期前在德里由印度人民党和RSS领导人所煽动暴民们谋杀的数十人。

基督徒也被认为是“外国侵略者的私生子”，因而也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事实上，造成基督徒伤亡最大的单一袭击事件并不是发生在中东什么地方，而是发生在印度的奥里萨邦（Orissa）。2008年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一次反基督教的大屠杀，导致500多人丧生，12000人背井离乡。在2017年和2018年，据报道有将近900起针对基督教徒和教堂的暴力袭击事件。

与此同时，基督教活动人士则被针对、被限制。现在有至少六个邦都立法让印度教徒改宗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更加困难，或者干脆完全不可能。还有相类似的法律让基督教非盈利组织在印度难以维系。2017年的时候，怜悯国际(Compassion International)被迫在印度终止运作。

如此法律主要是伤害孩子们，将近40%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此似乎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就是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

这种意识形态不断蔓延滋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印度人民党治下，印度跃升至敞开的门国际组织(Open Doors International)公布的全球守望名单(World Watch List)上排名前十的国家。换言之，印度现在已经加入了像北朝鲜、伊朗这类国家的行列，排名甚至比中国和沙特阿拉伯更靠前。

既然人们没办法出门，所以也就没办法残害基督徒邻居们了，至少没那么容易了，基督徒竟然成了新冠病毒封城难得的受益者。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像莫迪这样的政府很少会错失如此良机来推行自己的方略。当然，全印度的封城最终会取消，然后袭击也很可能就卷土重来。

所以，我们要继续为我们在印度的弟兄姊妹，还有其他宗教少数派群体中弱势成员们祷告。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

他们也需要我们给予关注，然后在我们的领导人那里为他们呼吁。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那里宗教自由的衰弱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件事。

原文最初发表于：Break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