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回应“文化战争”中的暴力？

文化战争跨越了一个新的界限？报道称，2012年8月15日，一名男子进入华盛顿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大楼的前厅，宣称：“我不喜欢你们的政策。”在他试图进一步进入大楼时，他被保安打中了手臂。保安把他压在了地上。

当然，这名保安利奥·约翰逊（Leo Johnson），因其勇气和快捷行动成为了一名英雄。他阻止了更进一步的流血。我们的心和祷告和他及他的家人同在。

报道称，枪手是一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28岁男子，一直在华盛顿的LGBT（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社区中心做志愿者。

感谢的是，一个由25个同性恋权利团体组成的联盟大声并清晰地说，他们远离暴力，他们一点也不赞同那名枪手的行为。我记起，有过对堕胎供应商的偶然暴力行动，而反堕胎领袖们没有足够快地发声谴责暴力。

在枪击发生后第二天，家庭研究委员会主席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说，“我们不去任何地方。我们不会支持，我们不会闭嘴。我们已经被呼召诉说真理。我们不会被恐吓。我们不会沉默”（美联社，8/16/12）。

我去过那幢建筑很多次，和托尼·帕金斯一起接受基督教电视台采访，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些前同性恋者。

我希望，周三的枪击事件不是某种新趋势的开端。但历史性地，逼迫常常尾随着有果效的福音工作。我们要如何回应？

“坚固保障，”马丁·路德的赞美诗，提醒我们“身家虽然失丧，主道终必兴旺。”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基督的国度会在我们这个世界获胜，如果我们在仇恨面前依然显出爱。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写的精彩的信（1963年5月）中说：“我们必须用创造性的爱面对仇恨……让我们盼望再没有暴力。但如果街上必须流淌着血，让街上流淌我们的血，本着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精神”很明显，他要应对比我们今天更加艰难的情形。

爱是得胜恨的关键。基督徒被命令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如何创造性地爱那些诉诸暴力反对我们的人，而仍采取常识性的措施来保护无辜的人，就如那位保安所做的？

几年前，一位精神错乱的杀手谋杀了几名阿米什人儿童，阿米什社区显出了惊人的爱，向凶手的妻子和家人传道。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根据这件事情拍摄的电影《以德报怨》（Amish Grace）。非常感人。

华盛顿“信仰和行动”（Faith and Action）的Rob Schenck牧师，亲眼看到了阿米什人给枪手家庭的一些爱。他曾经告诉我，“阿米什人的使者，阿米什社区的长老们，到了那个人的家里，我当时也在那里，他们表示在基督里饶恕了那个家庭……那基督徒爱和饶恕的延伸是如此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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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马孔薇女士（Norma McCorvey）的例子，也就是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的“罗伊”，她在声名狼藉的1973年最高法院堕胎决议中要求堕胎合法化。当她的身份于上世纪80年末被曝光，她在某些圈子内成为了一个讨厌的女人。

但罗伊现在同意韦德，她反对堕胎。怎么会这样呢？她被爱征服了，通过一些反堕胎积极分子所表现出来的爱的力量，带有惊人的改变能力。她甚至写了一本书，题目就是《被爱征服》。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讽刺性地，正常的敬畏神的人只是试着在和平中培育他们的家庭，却常常被指控为“仇恨者”。我最近写过这个--我们生活在“奥威尔式时代”：对的被称为是错的，反之亦然。

在现代美国，我们基本上远离暴力逼迫，所以很难解释这点。而芝加哥红衣主教Francis George2010年说，“我期望死在床上，我的继承者会死在监狱，而他的继承者会死于在公共广场的殉道。”

历史告诉我们，除了约翰，所有使徒都殉道而死。他们没有寻求它，但当时候来到，他们没有退缩。他们通过持守正直选择了来生，而不是通过否认主而选择今生。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曾写到过在古罗马的“福音的征服”：“人类记录中没有比这以情景更伟大的戏剧：几个基督徒，被一连串帝王嘲笑和压迫，用一种炽烈的的坚韧承受了所有的试验，安静地繁殖，在仇敌生产混乱时建立秩序，用话语抗击刀剑，用盼望抗击暴行，最终打败了历史上已知的最强大的政府。凯撒和基督在竞技场上碰面，基督赢了。”

事实证明，得胜仇恨的方式是用耶稣基督的爱。“主啊，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