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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应该如何参与政治和文化?

基督徒应该如何参与政治和文化?

在30年不断增强的政治激进主义之后,一些美国的福音派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中的合适角色。

虽然一些福音派被他们的同胞们日益增强的政治激进主义吓倒而从政治中退出,然而其他人却更深地投入对党派和国家忠诚,以至于他们对基督的忠诚和他们对政党和国家的忠诚已经无法区别。

20世纪早期的神学家兼政治家亚伯拉罕·凯伯尔对这两种反应都会感到恐慌,史蒂芬·格拉比尔(Stephen Grabill)说。

格拉比尔是“凯伯尔翻译项目”(Kuyper Translation Project)的编辑,也是艾顿研究中心(Acton Institute)的项目主管。凯伯尔的作品已经赢得了更新的兴趣,但是他的作品只有不到10%被翻译成英语。艾顿研究中心和凯伯尔学院(Kuyper College)正在尝试用“凯伯尔翻译项目”来补救。

观察当今政治界景象,格拉比尔告诉基督邮报,“我们知道的、现在正在外界发生的部分事实是福音派在努力用比过去精致得多的方式把他们的信仰带入公共广场。

“凯伯尔翻译项目”现在正在翻译凯伯尔的"普遍恩典"(Common Grace)三部曲。《智慧和怀疑》(Wisdom & Wonder)已经由基督徒的图书馆出版社发布,作为整个项目的“预告文本”。

在《智慧和怀疑》的前言中,“Q Ideas”的创始人加布·里昂和“三位一体恩典教会”(Trinity Grace Church)的乔恩·泰森(Jon Tyson)牧师写道,他们在阅读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的《我们现在该怎么生活》时第一次接触到了凯伯尔的观点。

当寇尔森写到“基督徒被呼召来恢复整个文化,而不只是个体”,“这一宣言改变了所有的事情”,里昂和泰森说,因为“这揭示了一个事实,很多基督徒忘记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有着一种福音的变革性力量。这是受到凯伯尔的影响。”

圣经当中反复无误的一个叙述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恢复。大多数福音派聚焦在其中的2个主题--堕落,或者说罪,还有救赎(或者常常更多狭义地说成,拯救)。

丢失了该叙述的其他部分,“常常让我们困惑,质疑在一个普遍被罪毁坏的世界当中是否有可能看到美丽和虔诚。这导致我们错失了很多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做的工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上帝工作的范围缩减到了只是撤退、等待还有疏散,”里昂和泰森写道。

格拉比尔强调“凯伯尔关于‘普遍恩典’的作品都是关于,帮助基督徒连结于神对他的百姓的更广大的文化性创造工程。通过接触凯伯尔的作品,很多智力上和实践上的能力可以在福音派世界当中被建立起来。”

凯伯尔(1837-1920),在他当选为荷兰国会成员之前是一位荷兰归正教会的牧师,最终成为了荷兰的总理。

凯伯尔会对那些卷入政治的人说,“40多年来我所征战的一点是,当我参与荷兰政治的期间,我总是努力保持把我对基督的忠诚放在第一位,”格拉比尔指出。

之后的神学家们意识到把圣经应用于一个特定的公共政策是“实在很难的事情。”

“圣经中有很多说得十分清楚和果断的地方,”格拉比尔说,“但是也有很多圣经中没有讲到的事情,这样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引用圣经和神学传统的原则来付诸应用。那就是政治中的摩擦和边界。”

基督徒应该谦逊地参与政治和文化,但凯伯尔有时无法办到。基督徒在学习凯伯尔对基督忠诚第一的同时,也可以从他的失败中学习,格拉比尔建议。

凯伯尔式的人物在当今美国很少。格拉比尔相信不会有太多牧师想在保持他们牧师身份的同时涉足政治领域。回顾整个历史,进入格拉比尔脑海的,只有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马丁·路德·金,有着像凯伯尔一样的馈赠。

“普遍恩典”的第一部可以在十月份读到,第二部在一年以后,第三部在2014年秋天。之后,“凯伯尔翻译项目”计划翻译Pro Rega(意为“为了王”)三部曲,那一系列更多涉及的是本土教会的角色和基督对文化和社会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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