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要进行联合抵制吗？何时，如何？

基督徒应该经常出入星巴克、AT&T、家得宝、彭尼、迪斯尼、谷歌等一些特定品牌的公司吗？随着这一争议不断展开，基督邮报采访了一些基督教领袖，请他们谈谈联合抵制的问题，并思考这种方式是否符合耶稣所教导的成为“光与盐”的诫命。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基督徒联合抵制是明智且必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让其有效果。

基督徒成功的联合抵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实际上，基督教领袖们争论说，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在阿拉巴马州对蒙哥马利巴士公司的联合抵制，被很多人认为是现代民权运动的开始。当时，非裔美国人是巴士公司的大多数顾客，但他们拒绝乘坐巴士或者站在巴士后面。于是巴士公司很快要求政府废除巴士种族隔离法，因为公司的利润锐减。

美国家庭协会(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的蒂姆(Tim Wildmon)称，最成功的联合抵制是极具针对性的。“你不可以联合抵制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家庭协会一般一次集中于一个，现在是针对家得宝，”蒂姆说，他的父亲Don Wildmon领导过很多次联合抵制。“思路是，如果你对一家公司的联合抵制显出效果，那么在你接近其他公司的时候，它们会引起注意并听取你的意见。”

一些基督教领袖指出，马丁·路德·金并没有一下子针对所有的种族隔离法，而是循序渐进。在20世纪中期的阿拉巴马州，非裔美国人在很多方面被剥夺权利，但是他们在交通系统中有着力量，因为他们是乘客中的大多数。这些领袖说，基督徒联合抵制的本质，是以一种特定、有针对性的方式使用现实的经济力量。

“联合抵制是在你穷尽所有其他途径，比如合理的劝说之后才进行的，”蒂姆称。“对于公司，我们只是请求他们在文化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要支持这边或那边。比如家得宝，他们积极参与全国的同性恋骄傲游行。对于美国家庭协会来说，这越过了界线。我们不是那么关心一家公司关于员工的内部事务。但是对于积极的财政支持，我们就觉得有问题了。比如，给“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或“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等组织在财政上的奉献。”

另一些基督教领袖们不太确定对公司的联合抵制是否是好的见证。全国婚姻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arriage)曾因星巴克积极支持同性婚姻而发起“倾倒星巴克”运动，当时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神学系主任拉塞尔·摩尔(Russell Moore)不赞同这一计划。他也是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候任主席。

摩尔在一篇观点文章中说：“我们不是通过让企业彻底屈服来赢得这场争论。我们会参与这场争论，首先通过让朋友和邻舍们感到惊奇：为什么我们不离婚，当配偶失去工作或健康时为什么我们不分开。我们会参与这场争论，当我们拥有一个更加高尚、更加神圣的性观念，而不是把人看作是动物或机器。并且，我们大多数人，会参与这场争论，当我们宣告婚姻背后的意义：基督与其教会的盟约。”

利伯缇大学校长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Jr.)表示赞同：“联合抵制是没有效果的，只会耗费基督教组织的时间和金钱。它们是徒劳的，无效的。联合抵制不是耶稣做事的方式。他是个木匠，经常和出了名的罪人在一起。”

美国女性关怀协会(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的主席潘妮(Penny Young Nance)说：“联合抵制可以有效果，并且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她在一篇基督邮报的观点文章中称：“一次最著名的胜利发生在1986年，当时美国家庭协会的联合抵制，成功说服7-Eleven便利店停止发放《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2008年也是如此，美国家庭协会的一次联合抵制让麦当劳的一名主管退出了一个同性恋权利协会的董事会。我们赢得了道德上的胜利，但不总是能在社会大众当中取得进展。但如果我们放弃争论，那么黑暗中将没有光。”

好莱坞库克电影公司(Cooke Pictures)的CEO菲尔·库克(Phil Cooke)说，基督徒不应该冒险参与不规范的联合抵制，因为这会损害基督徒的见证，成效却很小。“联合抵制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只在当其他可能的方式都失败之后。”

“显然，文化当中有要决一死战的问题，如果协商、施压以及其他方式都失败了，联合抵制是最后的选择。但是记住--你必须要动员足够的影响力，让联合抵制可以伤害到对方。但问题是，太多基督教组织动机错误，过早发动，或者不能动员足够影响力来造成任何改变，最后以看起来很愚蠢的样子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