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福音派领袖：千禧一代受文化影响太深了

今天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通常被称为“千禧年”福音派）受文化的影响太深了，却不练习深入地思考，或者说是“一种思想的生活”，几位年轻的福音派领袖周一在宗教与民主研究所(The Institute on Religion & Democracy)主持的座谈会上说。

曼哈顿宣言(The Manhattan Declaration)的执行理事埃里克(Eric Teetsel)抱怨到，比起受正统说法的影响，“千禧年”福音派受到“奥普拉方式”的影响更多一些。

埃里克说，“正统说法，就需要有我在惠顿的那些教授们所说的‘思考生活’。当考虑一件事情时，根据正统的说法，会列出第一原则和不可妥协的真理，以圣经为标准，创造出一种结构，这样就可以考虑各种想法的价值，它们的后果也可以得到评估。”

 “而奥普拉方式则正相反，让我们回应各种问题时不需经过细致而耗时的考虑。它没有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是在情感、积极和消极的基础上开始的。爱、正义、包容、真实和平等，这些都是好的。判断、刻板、分阶层，这些是不好的。人们这样相应地做出判断。”

埃里克说，“千禧年”福音派炫耀他们对奥普拉方式的“肆无忌惮的拥抱”，他们“感觉着他们生活的道路，而不是思考”，他们“竭尽全力地想要融入到美国文化中”。

埃里克认为，这些都从“千禧年”福音派追求流行的方式中得到了证明。例如，汤姆斯鞋很受这些人的欢迎，因为该公司拿出部分的利益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他说，通过穿汤姆斯鞋，这些“千禧年”福音派“看到了帮助穷人们的机会，也能满足他们自己的消费欲望。”但“当激情是通过可爱的鞋子显示出来时，那不就只是一时流行的狂热？的确，看起来、听起来似乎很像时尚。”

埃里克参加了这次名为“参与年轻福音派中：我们是否在‘文化战争’中失败了？”的座谈会。讲员包括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杰西卡(Jessica Prol)，宗教与民主研究所福音项目的协调员鲁道夫(Kristin Rudolph)，以及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政策分析员沃克(Andrew Walker)。

几位讲员抱怨说，激进福音派的领袖们正在带领“千禧年”福音派步入歧途，包括他们在公共政策和投票考虑的因素中，最小化堕胎和婚姻的重要性，还有其他方面。

鲁道夫提到，上周有许多激进福音派人士参加的正义会议(The Justice Conference)上，会议大厅里并没有反堕胎组织的展板，也没有一个讲员提到堕胎，仅是提到中国而已。鲁道夫回忆，伍洁芳(Sheryl WuDunn)，她不是一名基督徒，但她写过有关发展中国家妇女挣扎的文章；她讲到在中国和印度，年轻男子的数目远多于年轻女子，但并没有提到原因，即性别选择性堕胎。

鲁道夫也说，许多“千禧年”福音派认为，同性恋是罪，但也支持将同性婚姻包括在婚姻的定义内。鲁道夫认为，理由是他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婚姻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婚姻在教会中非常重要。

她说，教会没有“始终坚持对婚姻的坚定教导”，因而“并没有坚定的根基能抵制这些潮流”。

在回答听众的一个问题时，埃里克提到，正统说法和奥普拉方式之间的区别，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皮尔斯·摩根直播》节目有关同性婚姻的辩论中可见一斑。这场辩论是在遗产基金会的安德森(Ryan Anderson)和名人财政顾问奥尔曼(Suze Orman)之间进行的。

安德森提出了不重新定义婚姻的理由，而奥尔曼并不与安德森争论，却回以情感上的诉求。其中有一段，奥尔曼只是指责安德森“没有教养”，而并不解释他为何说对方没有教养。

埃里克说，“当你只是看声音大小和情绪的话，这个辩论似乎就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