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位墮胎醫生坐在我身旁時

當你夜以繼日地致力於反墮胎運動的工作，或是擔當其志願者時，很容易就會完全着眼於大局而忽視在這個國家每天都在發生的墮胎事件，反墮胎運動的工作有時會讓我們對生命的剝奪有了免疫力。我們擔心錢財、政治和各項指標，還為缺乏睡眠和不能常常與家人在一起而煩惱。

然而當你的旁邊坐着一個替別人打掉已經成形胎兒的人流醫生時……

上周六，我坐飛機從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市回我在弗吉尼亞州的家。我曾在科爾尼呼籲那裡的學生和當地反墮胎運動的領袖們以及活動分子在他們的社區建造生命文化組織，並和他們交流了我們所有人如何肩負反墮胎運動的使命。說來奇怪的是，在那個周末許多人詢問我是如何安排時間、旅行的，還問我的熱情和活力從何而來。正是在周六晚上我乘坐的航班上發生的事情，就是面對罪惡的那一刻，激勵着我不斷前行。

當我在座位上坐下，看向飛機過道另一邊時，一下子映入我眼帘的只有那替別人非法墮胎的醫生勒羅伊·卡哈特(LeRoy Carhar)，他聲名狼藉，正要前往馬里蘭州的日耳曼敦用他的器械去結束已經成形的嬰兒生命。當我直面一個親手殺死成千上萬個嬰兒、至少要為兩名婦女的死亡擔責、而且那麼冷酷無情地捍衛這樣行徑的人時，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能向這樣的人說些什麼呢？你如何能觸動他呢？

我的座位離他還沒有近到可以與之交談（走道和一個我猜想是他妻子的女人擋在我們中間，但我們是在同一排），我覺得即使我開口找他說話，他也會立刻叫我閉嘴。我知道我無法和一個行事為人如此惡劣的人坐得這麼近，我整個身體都在不受控制地顫抖。

所以，我要求移到前面幾排看不到他的位置上去，可是他仍然可以聽見我的聲音，所以我大聲地禱告，希望他迴轉和悔改，也祈求接下來兩個小時內的墮胎事件不要發生。當我們到達時，等他從我身邊走過，我叫出了他的名字。他直視着我的眼睛，我開口說道：“勒羅伊，我們大家都在為你禱告。”他不知嘟囔了幾句什麼就揚長而去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經聽到了我的話。

我不是第一個和他正面交鋒的反墮胎者，很有可能也不是最後一個。正如與墮胎支持者之間的任何對話和交談一樣，我們每一個人所能做的只有撒種和澆水，期望並且祈禱着有一天這種子可以結出果實。我們必須勇敢地去阻止那些參與墮胎這一惡行的人。

我們也許並不知曉我們的行為所帶來的影響，也看不到我們所影響到的生命，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什麼是墮胎，墮胎的實質是做什麼。我們不能忘記在社區里每天都有鮮活的生命和靈魂岌岌可危，不能讓害怕和恫嚇阻止我們的腳步，不能無所事事地只等待着墮胎這一行為在我們的國家被廢除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