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对公民权利的一桩极大威胁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乃是一个我们自由表达自己所尊重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代——这是一条我们从不知晓将通往何方的道路。从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简写为HHS）要求宗教组织在政治利益祭坛上牺牲掉自己宗教信仰的法令，到美国政府要求好必来(Hobby Lobby)这样的公司要么抛弃良知，要么面临司法诉讼持续不断折磨的失败行径，这些实例都表明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了威胁。

对宗教自由的妨碍乃是21世纪公民权利的核心问题与要点所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认为：“教会一定要记住，自己并不是国家的主人或者仆人，而是国家的良心。教会必须引导、批评国家，永不成为国家的工具。”

最近休斯顿市政府官员的司法要求触犯了众怒，他们命令反对最近一项法案的牧师们——其中两人是全国拉美裔基督徒领袖会议（简写为NHCLC）成员——交出主题与同性恋、性别认同或该市第一名公开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的市长安尼斯·帕克(Annise Parker)相关的布道文稿，以此为例，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确凿无疑地能够成为2014年“濒临灭绝物种”了。尽管市长后来有所退缩，说事关牧师传道文的法庭传票过于宽泛了，但问题仍然没变：如果不是激起了如此大的反抗，她会收回成命吗？

对于此事，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沉默不是可选项。出于信念和同情，我们明白，今天的洋洋自满必将带来明天的束缚。因此，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我号召所有有信仰的人都要告诉他的美国同胞：这个国家诞生的基本原则就是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孕育了美国的建国国父们，他们用如下宣告打破了政治暴君的枷锁，宣称我们的创造者赋予了我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宗教自由孕育了亚伯拉罕·林肯，他面对奴隶制的罪恶，撰写了解放奴隶宣言，然后通过宣告构建了和解的方案：“不仇恨任何人，把慈爱带给所有人。”

宗教自由孕育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他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为美国设定了新的愿景：有一天，评判人的不再是他们的肤色而是他们的品行。

对于信仰保持沉默就是对我们国民的道德良知保持沉默。妨碍宗教自由就是妨碍了那融合正义和公义的力量、社会共同体的契约、牺牲与侍奉以及按照信仰所做出的行为。压迫宗教自由就是否认先知的预言，与恶行媾和。

我们的国父们，无论是自然神论者还是基督徒，毋庸置疑都拥有深刻的信仰。从一开始，信仰、灵性、实践宗教行为，都影响了公众的对话，选举、政治和外交——尽管并不常常是政策的核心，但总是制订政策的主要规范和道德因素之一。没有谁能把已经编织到美国基因里的属灵丝线割裂出来。

尽管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把宗教当成了历史遗迹，把属灵的残余从公众生活中剥离开去，而伊朗和其他一些国家则积极迫害少数派的宗教，但我们的国家还是坚守宗教多元和宽容。

因此，我们国家最大宗的出口项目不是技术、流行文化或者我们标志性的民主，而是我们对宗教多元、多样化和容忍的坚守。这种专注根植于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价值体系，这促进了我们的繁荣，同时也禁止我们去强加我们的宗教世界观。

在末后的日子，宗教自由、良心自由将成为其他自由得以持存的平台。这才是让美国出类拔萃的原因所在。我们的优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军事能力、经济水平或者政治立场。美国与众不同的根源在于的马克·努特乐(Marc Nuttle)所说的那种革命性观念，在我看来，对这观念最好的描述是“神高于人，人高于政府”.

换句话说，我们的自由并不是来自于立法、行政或者司法部门，而是从我们的造物主那里而来，一切恩典都从他而来。不仅如此，我们国家给世界最伟大的礼物也就是200多年前显明了这两个简单的真理：针对宗教极权主义的抗体就是宗教多元主义，而宗教自由是我们对抗世俗暴君众所周知的防火墙。

我们与神的关系要求我们持续不断保持警醒，就像一开始那样，我们总在担心自己偏离最初状态的那种倾向。在承认了“神圣介入”对美国事物的影响之后，乔治·华盛顿论及他的公民们说：“我很痛苦地相信了这样一点，就是他们忘记了在美国革命中经常显现的出来的那个力量，或者，他们没有能够考虑到，只有神的大能才能保护他们。”

如果美国偏离了神高于人、人高于政府的前提，我们就不再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持存下去。对这个基础构建的拒斥，必将带来混乱、恐惧和我们国家这一崇高试验可能的终止。

这个星期，推特上的热门话题#HoustonWeHaveaProblem（休斯顿，我们有一个问题）得到了极大关注，我很赞同。当所有美国人明白，山姆大叔（即美国）只能是我们的大叔，永远不会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这问题才会被解决。

（翻译：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