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葛培理首次在中国布道

37年前，基督教布道家葛培理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妻子钟路得的出生地。

“1988年4月12日，当葛培理和他的妻子钟路得一起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看似不可能的事成了现实”。

这一天标志着这位伟大的美国布道家在中国为期17天、途经五个城市的旅行的开始。葛培理夫妇在中国度过了两周半的美好时光。他们在教堂和学校布道，与中国信徒会面，并访问了路得的出生地清江浦。

葛培理在他的自传《Just As I Am》中回忆说，1985年，时任中国基督教协会(CCC)主席的丁光训主教向他发出了初步邀请，之后他就开始了这次旅行。葛培理写道：“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份确定的邀请函，邀请我们于1987年9月在几个城市的教堂布道。”然而，由于葛培理在日本意外肋骨骨折，行程被推迟，直到1988年4月才成行。

抵达北京后，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丁光训主教、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韩文藻和美国驻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在机场铺红地毯迎接格葛培理夫妇。

在北京期间，葛培理在中南海与李鹏总理进行了50分钟的会晤。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居住的官方场所，靠近紫禁城。“尽管宗教信仰不同，两人还是就属灵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李总理“与葛培理讨论了基督徒在中国新的开放环境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并告诉他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葛培理还与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其他宗教领袖分享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在回顾这17天的旅程时，葛培理写道：“在17天的时间里，我们走过了两千英里的路程和五个主要城市。我们的演讲和布道活动、采访、社交活动，甚至观光活动都比我记忆中任何一次旅行都要多（虽然观光活动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

他还说：“外国和美国媒体在许多阶段都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但他们的报道很难说明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件事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亮点之一是在传教士创办的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它的第一任校长是约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是一名传教士，也是共产党革命前最后一位美国驻华大使。

此行的一个重要时刻是有机会在许多教堂布道。葛培理回忆说：“探访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基督徒以及未登记或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我感受到强大的属灵活力。”

葛培理在北京崇文门教堂布道，该教堂原可容纳700人。在他访问期间该教堂挤满了1,500人。“一进门，我就注意到有妇女跪在祭坛前祷告。参加礼拜的人群中有一个来自巴西的华人代表团。我敦促听众们在中国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中，也应该包括道德和属灵上的革新——或者说价值观体系。正如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在《Good Morning America》节目中通过卫星从北京采访我时，我向他解释的那样。最重要的是，我敦促他们向基督和祂改变的力量与爱敞开心扉。

在南京，葛培理向200名神学院学生发表了演讲。他们的委身和能力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是“中国灵性复兴的应许”。

这位布道家还在上海的摩尔纪念教堂（又称沐恩堂）和净心堂讲道。“在我有限的经历中，中国的会众总是聚精会神。很多人在我讲道时做笔记。在一些教堂，我看到人们在书桌旁排队购买《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献”。

4月23日，葛培理会见了中国家庭教会运动的领军人物王明道牧师。王明道牧师在文革期间出狱后，“和妻子住在一条偏僻街道三楼的简陋公寓里”。“他又老又瘦，当我们到达时，他正坐在一张金属椅子上睡着了，头枕着他交叠在一起的双臂，靠在简单的厨房桌子上”。葛培理回忆说：“我们至少待了半个小时。我们的谈话几乎都是关于圣经和属灵的事情。” 访问结束时，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章10节的话作为鼓励。

另一个亮点是访问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现名清江）。钟路得于1920年6月10日出生在那里，17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那里，被中国人称为“中国的女儿”。

葛培理夫妇参观了1887年由珍珠·巴克(Pearl Buck)的父母阿布萨勒姆·西登斯特里克(Absalom Sydenstricker)医生和夫人创建的长老会传教医院旧址。路得就是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她的医学长老会传教士父母纳尔逊·贝尔(Nelson Bell)医生和维吉纳尔·贝尔(Virginal Bell)在这座城市工作。她的父亲建立了仁爱医院，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也是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贝尔夫妇在中国生活了25年后，因1941年珍珠港事件被迫离开中国。

“在当地教堂，从1936年起就在那里工作的七十四岁的苏菲牧师告诉我们，现在有多达800人参加了吉姆(Jim)和索菲·格雷厄姆(Sophie Graham)的老传教士之家的主日礼拜，人都挤到院子里来了”。葛培理写道，“费牧师估计，该省的这一地区有13万基督徒”。

他接着说：“在从连云港乘车前往淮阴的途中，我们经过了路得所说的‘古老的中国’，那里有小村庄、茅草屋顶的泥土农舍、鸭子、小池塘、水牛和几只鸡。”路得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宾至如归。‘我确信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

葛培理和团队还参观了广州一栋三层楼的建筑。“那里有一个独立的家庭教会。到处都挤满了人，包括楼梯上；其中四分之三似乎是年轻人”。他做了简短的问候，希望自己意外的出现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在整个行程中，葛培理开始明白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着两大挑战： “成为彻底的中国人，从而成为真正的、普世的基督徒”，以及“帮助填补属灵真空”。

此后，他分别于1992年和1994年重返中国。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交通堵塞和正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感到震惊”。他最后说：“每次访问，我都更加感受到中国在未来的战略地位。我们继续为中国祷告，让它在未来成为属灵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