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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回應「文化戰爭」中的暴力?

基督徒如何回應「文化戰爭」中的暴力?

文化戰爭跨越了一個新的界限?報道稱,2012年8月15日,一名男子進入華盛頓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大樓的前廳,宣稱:「我不喜歡你們的政策。」在他試圖進一步進入大樓時,他被保安打中了手臂。保安把他壓在了地上。

當然,這名保安利奧·約翰遜(Leo Johnson),因其勇氣和快捷行動成為了一名英雄。他阻止了更進一步的流血。我們的心和禱告和他及他的家人同在。

報道稱,槍手是一名來自弗吉尼亞州的28歲男子,一直在華盛頓的LGBT(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社區中心做志願者。

感謝的是,一個由25個同性戀權利團體組成的聯盟大聲並清晰地說,他們遠離暴力,他們一點也不贊同那名槍手的行為。我記起,有過對墮胎供應商的偶然暴力行動,而反墮胎領袖們沒有足夠快地發聲譴責暴力。

在槍擊發生後第二天,家庭研究委員會主席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說,「我們不去任何地方。我們不會支持,我們不會閉嘴。我們已經被呼召訴說真理。我們不會被恐嚇。我們不會沉默」(美聯社,8/16/12)。

我去過那幢建築很多次,和托尼·帕金斯一起接受基督教電視台採訪,和我們一起的還有一些前同性戀者。

我希望,周三的槍擊事件不是某種新趨勢的開端。但歷史性地,逼迫常常尾隨着有果效的福音工作。我們要如何回應?

「堅固保障,」馬丁·路德的讚美詩,提醒我們「身家雖然失喪,主道終必興旺。」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基督的國度會在我們這個世界獲勝,如果我們在仇恨面前依然顯出愛。

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監獄寫的精彩的信(1963年5月)中說:「我們必須用創造性的愛面對仇恨……讓我們盼望再沒有暴力。但如果街上必須流淌着血,讓街上流淌我們的血,本着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精神」很明顯,他要應對比我們今天更加艱難的情形。

愛是得勝恨的關鍵。基督徒被命令去愛我們的仇敵。我們如何創造性地愛那些訴諸暴力反對我們的人,而仍採取常識性的措施來保護無辜的人,就如那位保安所做的?

幾年前,一位精神錯亂的殺手謀殺了幾名阿米什人兒童,阿米什社區顯出了驚人的愛,向兇手的妻子和家人傳道。如果你有機會,看一下根據這件事情拍攝的電影《以德報怨》(Amish Grace)。非常感人。

華盛頓「信仰和行動」(Faith and Action)的Rob Schenck牧師,親眼看到了阿米什人給槍手家庭的一些愛。他曾經告訴我,「阿米什人的使者,阿米什社區的長老們,到了那個人的家裡,我當時也在那裡,他們表示在基督里饒恕了那個家庭……那基督徒愛和饒恕的延伸是如此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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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馬孔薇女士(Norma McCorvey)的例子,也就是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的「羅伊」,她在聲名狼藉的1973年最高法院墮胎決議中要求墮胎合法化。當她的身份於上世紀80年末被曝光,她在某些圈子內成為了一個討厭的女人。

但羅伊現在同意韋德,她反對墮胎。怎麼會這樣呢?她被愛征服了,通過一些反墮胎積極分子所表現出來的愛的力量,帶有驚人的改變能力。她甚至寫了一本書,題目就是《被愛征服》。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諷刺性地,正常的敬畏神的人只是試着在和平中培育他們的家庭,卻常常被指控為「仇恨者」。我最近寫過這個--我們生活在「奧威爾式時代」:對的被稱為是錯的,反之亦然。

在現代美國,我們基本上遠離暴力逼迫,所以很難解釋這點。而芝加哥紅衣主教Francis George2010年說,「我期望死在床上,我的繼承者會死在監獄,而他的繼承者會死於在公共廣場的殉道。」

歷史告訴我們,除了約翰,所有使徒都殉道而死。他們沒有尋求它,但當時候來到,他們沒有退縮。他們通過持守正直選擇了來生,而不是通過否認主而選擇今生。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曾寫到過在古羅馬的「福音的征服」:「人類記錄中沒有比這以情景更偉大的戲劇:幾個基督徒,被一連串帝王嘲笑和壓迫,用一種熾烈的的堅韌承受了所有的試驗,安靜地繁殖,在仇敵生產混亂時建立秩序,用話語抗擊刀劍,用盼望抗擊暴行,最終打敗了歷史上已知的最強大的政府。凱撒和基督在競技場上碰面,基督贏了。」

事實證明,得勝仇恨的方式是用耶穌基督的愛。「主啊,讓我成為你和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