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法律已决定同性婚姻问题，而堕胎尚未定谳？

罗伯特·杰夫里斯(Robert Jeffress)认为美国最高法院能推翻堕胎合法的决定，却无法改变同性“婚姻。”

热诚的特朗普支持者们和达拉斯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Dallas)的牧师杰夫里斯上周宣称，保守派基督徒们应该放弃推翻最高法院就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对婚姻重新定义判决的努力。

“这不会再在最高法院中重审。这就是这块土地的法治。”杰夫里斯在“早安德州”节目中说。

雪上加霜的是，杰夫里斯随后指控那些认为同性婚姻裁决能够而且应该被推翻的人是极端分子。

“确实，我必须驳斥某些想要让这话题死灰复燃的极右的天主教徒以及福音派们，”他说。

推翻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并非“极右”的立场，在保守派和共和党内部这是中间立场。

共和党方面发布的声明是：

“我们谴责最高法院就温莎诉美国案(United States v. Windsor)进行的裁决，该裁决错误地取消了国会以联邦法律定义婚姻政策的权力。我们同样谴责最高法院对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的非法裁决，按照已故的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的说法，那就是一场‘司法政变(judicial Putsch)’,充满了‘愚蠢而又狂妄的言语’——由此把‘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和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ey)严格的法律推理降级为幸运饼干里的故弄玄虚的废话。’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一案中，5名未经选举诞生的司法人员剥夺了3.2亿美国人由宪法赋予、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结合的立法权力。最高法院在未得授权之先就歪曲了对第十四修正案的解释。响应斯卡利亚，我们发出异议。因此，我们将支持任命那些以自己的权力尊重宪法权限、尊重各州自行决定这些根本性社会问题权威的大法官和法官们。”

还有这么一段：

“我们的法律和政府规则应该确认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并积极推动已婚家庭生活作为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因此，正如我们已经阐明过那样，我们并不接受最高法院对婚姻的重新定义，我们强烈要求撤销此判决，无论通过司法重审程序还是宪法修正案方式，必须将对婚姻的管控权利还给各州。”

候任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得到保守派基督徒的支持，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许诺会任命愿意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法官，这是让堕胎合法的诉讼案。杰夫里斯也就此发表评论，告诉福音派要支持特朗普，因为生命和宗教自由的问题将由未来的最高法院所决定。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对婚姻问题的评论比对堕胎更模棱两可。他曾说他会任命“可能”（而非“愿意”）推翻同性婚姻的法官。

1月时，当被问及是否会任命将推翻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的法官时，特朗普回答说：“如果我当选，我会非常强硬，任命一些可能做出改变的法官在职位上，但他们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2月接受基督教广播网(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的采访时，特朗普则说：“我认为[福音派们]能够信任我。他们能在传统婚姻这问题上信任我。我很愿意让法院裁决的权力回到各个州，让州来决定。”

但在赢得选举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宣称关于同性婚姻问题“法律已经决定了。”

说“法律已经决定了”对婚姻的重新定义，但堕胎合法性问题上法律则尚未定谳，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自相矛盾。

能够导致让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司法哲学同样会触及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因为这两个判决都是建立类似的推理缺陷上。

特朗普并没有说自己会依据法官对特定案件的裁决来选择最高法官。潜在的候选人也不应该在庭审之间就先下判决。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就不是法官了。法官应该考量每个案件的呈堂证供，然后深思熟虑做出裁决。所以，在选举之前，特朗普使用像“也许”、“可能”这些表明不确定性的语言对婚姻的看法是正确的，对堕胎的看法是错误的。

与其基于未来对某些案件可能的裁决而挑选候选人，特朗普更应该挑选那些展示出司法克制哲学、遵循法律条文与目标的法官候选人。

如果把最高法院当成一个超级立法机构，把宪法看成橡皮图章，由此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整个国家，那是自由派的司法哲学，这带来了堕胎合法化和将同性配偶也包含在内的对婚姻的重新定义。

所以，如果特朗普确实如其所承诺那样任命保守派法官进入最高法院，那可能（而且应该），在特定情况下，最终带来罗诉韦德案和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的翻案。

在选举的时候，杰夫里斯说福音派信徒对特朗普的批评很“软弱”、“矫揉造作”、“愚蠢”而且“受骄傲驱使。”

但杰夫里斯愿意在婚姻问题上缴枪，在为特朗普辩护过程中，他凸显了那些“绝不选特朗普(never Trump)”的福音派们的主要顾虑所在——特朗普对福音派们影响比福音派们对特朗普的影响更大。

（翻译：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