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葛培理首次在中國布道

37年前，基督教布道家葛培理第一次來到中國——他妻子鍾路得的出生地。

「1988年4月12日，當葛培理和他的妻子鍾路得一起踏上中國的土地時，看似不可能的事成了現實」。

這一天標誌着這位偉大的美國布道家在中國為期17天、途經五個城市的旅行的開始。葛培理夫婦在中國度過了兩周半的美好時光。他們在教堂和學校布道，與中國信徒會面，並訪問了路得的出生地清江浦。

葛培理在他的自傳《Just As I Am》中回憶說，1985年，時任中國基督教協會(CCC)主席的丁光訓主教向他發出了初步邀請，之後他就開始了這次旅行。葛培理寫道：「經過一系列的談判之後，我們收到了一份確定的邀請函，邀請我們於1987年9月在幾個城市的教堂布道。」然而，由於葛培理在日本意外肋骨骨折，行程被推遲，直到1988年4月才成行。

抵達北京後，中國駐美大使章文晉、丁光訓主教、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韓文藻和美國駐美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在機場鋪紅地毯迎接格葛培理夫婦。

在北京期間，葛培理在中南海與李鵬總理進行了50分鐘的會晤。中南海是中國領導人居住的官方場所，靠近紫禁城。「儘管宗教信仰不同，兩人還是就屬靈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討論。李總理「與葛培理討論了基督徒在中國新的開放環境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並告訴他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葛培理還與北京的高級官員和其他宗教領袖分享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在回顧這17天的旅程時，葛培理寫道：「在17天的時間裡，我們走過了兩千英里的路程和五個主要城市。我們的演講和布道活動、採訪、社交活動，甚至觀光活動都比我記憶中任何一次旅行都要多（雖然觀光活動沒有我希望的那麼多）」。

他還說：「外國和美國媒體在許多階段都對我們進行了採訪，但他們的報道很難說明這些經歷對我的影響。在我的記憶中，有幾件事是特別值得一提的。」

亮點之一是在傳教士創辦的北京大學舉行的一次會議。「......它的第一任校長是約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是一名傳教士，也是共產黨革命前最後一位美國駐華大使。

此行的一個重要時刻是有機會在許多教堂布道。葛培理回憶說：「探訪參加三自愛國運動的基督徒以及未登記或家庭教會的基督徒，我感受到強大的屬靈活力。」

葛培理在北京崇文門教堂布道，該教堂原可容納700人。在他訪問期間該教堂擠滿了1,500人。「一進門，我就注意到有婦女跪在祭壇前禱告。參加禮拜的人群中有一個來自巴西的華人代表團。我敦促聽眾們在中國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中，也應該包括道德和屬靈上的革新——或者說價值觀體系。正如查爾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在《Good Morning America》節目中通過衛星從北京採訪我時，我向他解釋的那樣。最重要的是，我敦促他們向基督和祂改變的力量與愛敞開心扉。

在南京，葛培理向200名神學院學生發表了演講。他們的委身和能力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這是「中國靈性復興的應許」。

這位布道家還在上海的摩爾紀念教堂（又稱沐恩堂）和淨心堂講道。「在我有限的經歷中，中國的會眾總是聚精會神。很多人在我講道時做筆記。在一些教堂，我看到人們在書桌旁排隊購買《聖經》和其他基督教文獻」。

4月23日，葛培理會見了中國家庭教會運動的領軍人物王明道牧師。王明道牧師在文革期間出獄後，「和妻子住在一條偏僻街道三樓的簡陋公寓裡」。「他又老又瘦，當我們到達時，他正坐在一張金屬椅子上睡着了，頭枕着他交疊在一起的雙臂，靠在簡單的廚房桌子上」。葛培理回憶說：「我們至少待了半個小時。我們的談話幾乎都是關於聖經和屬靈的事情。」 訪問結束時，王明道引用《啟示錄》2章10節的話作為鼓勵。

另一個亮點是訪問江蘇省淮安市清江浦（現名清江）。鍾路得於1920年6月10日出生在那裡，17歲之前一直生活在那裡，被中國人稱為「中國的女兒」。

葛培理夫婦參觀了1887年由珍珠·巴克(Pearl Buck)的父母阿布薩勒姆·西登斯特里克(Absalom Sydenstricker)醫生和夫人創建的長老會傳教醫院舊址。路得就是在這裡出生並度過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她的醫學長老會傳教士父母納爾遜·貝爾(Nelson Bell)醫生和維吉納爾·貝爾(Virginal Bell)在這座城市工作。她的父親建立了仁愛醫院，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長老會醫院，也是淮安市第二人民醫院的前身。貝爾夫婦在中國生活了25年後，因1941年珍珠港事件被迫離開中國。

「在當地教堂，從1936年起就在那裡工作的七十四歲的蘇菲牧師告訴我們，現在有多達800人參加了吉姆(Jim)和索菲·格雷厄姆(Sophie Graham)的老傳教士之家的主日禮拜，人都擠到院子裡來了」。葛培理寫道，「費牧師估計，該省的這一地區有13萬基督徒」。

他接着說：「在從連雲港乘車前往淮陰的途中，我們經過了路得所說的『古老的中國』，那裡有小村莊、茅草屋頂的泥土農舍、鴨子、小池塘、水牛和幾隻雞。」路得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賓至如歸。『我確信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農民的血液！』」

葛培理和團隊還參觀了廣州一棟三層樓的建築。「那裡有一個獨立的家庭教會。到處都擠滿了人，包括樓梯上；其中四分之三似乎是年輕人」。他做了簡短的問候，希望自己意外的出現不會給他們帶來麻煩。

在整個行程中，葛培理開始明白基督教在中國面臨着兩大挑戰： 「成為徹底的中國人，從而成為真正的、普世的基督徒」，以及「幫助填補屬靈真空」。

此後，他分別於1992年和1994年重返中國。在此期間，他「對中國爆炸性的經濟增長、大規模的交通堵塞和正在建設中的摩天大樓感到震驚」。他最後說：「每次訪問，我都更加感受到中國在未來的戰略地位。我們繼續為中國禱告，讓它在未來成為屬靈的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