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神论：不是无神论，也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另一种挑战

与其他信仰体系不同，远神论(Apatheism)并不是一种正式的世界观。相反，它对信仰上帝持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或态度。这是一种基督教护教学必须回应的观念，因为它已成为人们思考基督教信仰时常见的障碍。

作家兼记者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随便吧》(Let It Be)中，自称是一名远神论者。他将远神论定义为：“一种不愿过多关心自己宗教信仰的倾向，以及一种更加强烈、不愿关心他人宗教信仰的倾向。”劳奇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懒惰的躺平”，反而认为远神论是一项社会学成就。他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后写道，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宗教狂热驱动了分裂和暴力，因此他将驯化宗教激情视为成就，而非倒退。

哲学家特雷弗·海德伯格(Trevor Hedberg)和乔丹·胡扎雷维奇(Jordan Huzarevich)呼应了劳奇的观点：“远神论有别于有神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有神论者相信上帝存在；无神论者相信上帝不存在；不可知论者相信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远神论者相信我们不应该在乎上帝是否存在。”海德伯格和胡扎雷维奇考虑了重视“存在问题”的六个常见理由。除了关于信或不信上帝如何影响来世这一点外，他们发现考虑此类问题的常规动机并不令人信服，因此不足以成为关注此问题的理由。如其所述：

“五种反对意见分别提出不同理由，认为信仰上帝在实践上并不重要，但都被证明不成立。第六种反对意见认为信仰上帝与我们来世命运有关，这一说法更有可能成立，但仍存在重大争议。因此，我们是否有足够理由否定“实践性远神论”也同样值得进一步审视。”

海德伯格和胡扎雷维奇据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存在问题’的答案没有实际的意义，那么它们可能不值得太多关注，也可以更轻松的态度面对相关的争论，因为其影响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在乎上帝是否存在。

对远神论者进行护教的需求与障碍是什么？

曾撰文探讨“冷漠神论”的牧师兼学者凯尔·贝希尔斯(Kyle Beshears)坚持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环境支持了这种对信仰态度的蓬勃发展。他指出了基督教信仰面临的四个相关障碍：1. 信仰受到质疑与全球化；2. 没有上帝的存在性安全感；3. 分心；4. 自主性。

首先，追随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和艾伦·诺布尔(Alan Noble)等思想家的观点，贝希尔斯指出，随着全球化加速以及不同宗教与文化的频繁交流，当代社会的信仰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让人想起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说的“合理性结构”所面临的压力。因为我们要经常遇到许多信仰截然不同的人，这使得相信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信仰变得更加困难。

其次，科学的进步、世俗主义的盛行，以及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技术，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存在性安全感”，在以往时代，认为上帝无关紧要曾不可想象。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解释的，在过去五百年里，焦点发生了重大转移：从相信并依赖所谓的“造魅世界”（enchanted world，即相信上帝参与并干预世界），转向了“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贝希尔斯继续说道：“一个社会越感到安全和被照顾，它就越觉得上帝不重要。人们转向上帝的动力越小，他们就越不可能觉得他的存在与自己相关。”据贝希尔斯所言，远神论者有一个共同点：“一种无需上帝就能获得的存在性安全感。”

第三，我们的世界不仅自给自足，而且日益分心。援引艾伦·诺布尔的作品，贝希尔斯坚持认为：“我们文化中持续不断的分心，让我们无法去追问关于存在与真理的最深层问题。那些本应触动我们灵魂、促使我们思考福音的事情（如死亡、美、焦虑等），很容易被一天八小时的刷屏所麻痹。”贝希尔斯继续说：“我们毫不费力地回避询问生命中最大、最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太忙了。”正是在这种“竞争性、多样性、舒适并让人分心”的土壤中，远神论不仅生长，而且蓬勃发展。

最后，贝希尔斯认为，远神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个人自由和自我决定放在最高位置。他写道：“远神论存在的核心原因”在于“我们不想在乎上帝。我们对属灵沉思产生了一种反感，因为我们不想要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即我们在本质上是谁以及我们如何生活的根本改变。牺牲自主性的代价太高，所以我们通过敬鬼神远之来保护它。”

这让人想起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多年前提出的“个人平安与富裕的偶像”。人们想要独处，不想被他人——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所打扰。薛华解释说：“个人平安意味着希望我的个人生活模式在我有生之年不被打扰……富裕意味着一种压倒一切、不断增长的繁荣——一种由东西、东西、更多东西构成的生活。”如果不加节制，这两者都与基督的主权相悖。

这四个障碍——信仰受到质疑与全球化、无需上帝的存在性安全感、分心、自主性——是针对远神论者进行护教的关键目标。

远神论：初步评估

对于远神论，有许多重要的观察和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尽管远神论不是一个成熟的信仰体系，但它是一种信仰。正如贝希尔斯所言：“问一个远神论者为什么对上帝不感兴趣，他们的回答很可能是他们不相信上帝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系。”问题在于，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了基督教有神论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它在塑造西方文化和社会方面至关重要，他们却也不相信关于上帝的问题值得一问，以弄清这是否属实。

其次，远神论不仅算不上美德，甚至有充分理由将其视为在理智和道德上有害。塔瓦·安德森(Tawa Anderson)认为：“远神论会导致‘怠慢’（acedia，即未能充分关心值得仔细考虑的事物）和‘厌恶理性’（misology，即憎恨理性论证）的恶习。”保罗·科潘(Paul Copan)同样持批评态度：“从属灵、理性和道德角度来看，这就像不在乎自己是否患了癌症。或者就像一个孩子看不到受良好教育的意义。”C.S. 路易斯(Lewis)的话很贴切：“基督教如果是假的，它就毫无重要性可言；如果是真的，它就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唯一不可能的，就是认为它只是适度地重要。”

第三，远神论的“进步”感正是路易斯所称的“年代势利(chronological snobbery)”。根据路易斯的定义，年代势利是指不加批判地相信自己时代和文化的优越性，并视过去为不足信。路易斯觉得自己曾盲目接受了年代势利，直到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挑战了他，而这曾是他成为基督徒的障碍。路易斯认为，你必须意识到自己文化背景及其风尚，并审视围绕特定信仰的论点：“它是否曾被驳倒（如果是，被谁、在哪儿、以及驳斥得有多彻底），还是它仅仅像时尚一样消逝了？如果是后者，这并不能说明其真假。”

这可以应用于海德伯格和胡扎雷维奇的文章。该文章是否真的‘彻底驳倒’了有神论对客观伦理的解释，或世俗模型是否能更好地为生命的客观意义提供基础，仍值得怀疑。

所考虑的其他观点从基督教角度来看似乎是琐碎的（例如，相信祷告得到了回应）或被误用了（例如，在没有有神论的情况下受到伦理驱动）。

非有神论伦理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可以在不信上帝的情况下受到伦理驱动——基督徒相信非有神论者可以在没有有神论的情况下有道德。问题在于，自然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否比有神论更能合理解释道德价值和义务，或者基督教是否为道德的客观标准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和辩护。

第四，上帝作为“可想象的最伟大存在”这一可能性，值得敏感的心灵从道德和理智上认真对待。不愿意思考这类问题，可能意味着这个人的感知能力不够敏锐，或其情感与理智未按应有的顺序排列。比如，有人可以对人类生命几乎不在意，甚至完全忽视，但这并不会减少人类生命本身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的情感或理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道德缺陷。

远神论对上帝及相关问题的冷漠，让人想起路易斯在《人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Man）中的惊人论述：他不喜欢孩子在场。但路易斯意识到，在“道”（Tao，即客观价值的教义）的标准下，这恰恰是他自身的缺陷。该教义认为，基于宇宙和人的本质，有些态度是真实的，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

在这种观点下，情感被视为对客观价值的感知。当心灵秩序正确时，有德行的情感会自然偏爱那些应当被认可的事物。亚当·佩尔瑟(Adam Pelser)指出，这种观点在哲学和心理学领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佩尔瑟解释说：

“情感是一种接近感知的体验，它让我们感受到客观价值。按感知论的看法，情感就像感官知觉一样，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聪明且有德行的人不仅能做出恰当的道德和审美判断，也能通过情感准确地‘看见’世界中的价值。”

路易斯以及跨越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古代思想家都相信，情感可以且应当通过榜样来培养。佩尔瑟解释道：

“通过‘灌溉’学生们干涸的心灵……我们可以使他们自由……去体验或‘看见’种族隔离的不公、种族灭绝的不人道、贝多芬交响乐的美、宇宙物理定律的优雅、人类个体的尊严、我们自己的罪性，甚至上帝的恩典与良善。这一切都是通过形态良好的情感感知——特别是通过义愤、道德惊骇、审美敬畏、惊奇、爱、痛悔和感激来实现的。”

与路易斯不同（路易斯承认他的情感缺乏是一种道德缺陷），远神论者对那位被安瑟伦(Anselm)恰当地尊崇为“无以伦比之伟大者”的冷漠感到满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引以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