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COVID-19 大流行期間全球宗教自由狀況惡化

一項即將發布的調查將揭示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一些國家對某些宗教團體的不利對待如何明顯惡化。

這項調查由宗教自由研究所(Religious Freedom Institute)進行，調查結果的詳細報告將在近期發布。

周三，在宗教自由研究所的小組討論中，Archbridge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宗教與經濟賦權項目(REEP)的主要調查員麗貝卡·沙阿(Rebecca Shah)闡述了這項調查的結果。

她說：「救濟和過渡標準化監測評估方法(SMART)代表着簡單、有參考價值、可獲得、相關和及時。雖然該調查最初獲得資助，通過當地專家了解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伊拉克的宗教自由狀況，但後來調查範圍擴大到其他國家，約10個國家，包括印度、埃及、墨西哥、土耳其和希臘。」

據沙阿說，在SMART調查之前就有「很多關於宗教自由限制的報告」，但沙阿強調需要「來自當地專家在本國的實地信息，而不是在華盛頓特區或日內瓦的某人的辦公桌上」。

她說參與調查的這些不同國家的當地專家「被要求從少數宗教團體或多數宗教團體的角度來填寫調查報告，依據的是專業知識或某一宗教的成員」。

「我們在大流行之前就開始了調查，但大流行一來，我們就能在某種程度上，很大程度上重新調整問卷，並重新向專家提交問題，要求他們填寫與COVID有關的問題。因此，我們得到的很多數據是在COVID-19期間......在Delta變體和其他變體的高峰期，我們能夠研究和探討在大流行病持續的情況下，限制對宗教團體的影響，」沙阿說。

沙阿報告說，調查發現「對禮拜場所......以及全球各地的宗教和慈善及其他宗教機構的蓄意和直接攻擊有所增加」。具體而言，「在尼日利亞......85.7%的受訪者在寫到尼日利亞北部地區的基督教少數群體時說，他們知道他們國家的禮拜場所受到了直接攻擊。」

「在伊拉克，30%報道少數民族社區（包括雅茲迪人和基督徒）的受訪者說，他們知道他們國家的禮拜場所受到了攻擊。」

「同樣，當被問及在他們看來誰是這些攻擊的肇事者時，我們的數據顯示，政治行為者，可能包括地方政府官員，對60%的高度或非常高度限制宗教機構負有責任，其中包括禮拜堂......宗教和慈善機構，」她補充說。

調查還詢問受訪者是否知道「當前COVID-19大流行病可能引發的針對個人或社區的宗教或信仰的任何歧視行為」。結果顯示，「印度每三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說他們知道在COVID期間有這類出於宗教動機的歧視行為」。

此外，「印度尼西亞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說過同樣的話，10%的尼日利亞受訪者也說他們知道這種類型的......歧視。」

沙阿討論了「對印度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機構的重大限制」，強調「這些限制的影響在這次COVID-19大流行期間凸顯出來」。 她解釋說，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國家批准的對印度教機構的限制『嚴重』限制了它們為其信徒提供實際服務的方式」。

「目前的大流行使許多政府能夠通過嚴格的法規，嚴重限制他們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個人和機構的自由，」沙阿感嘆道。「在我們的調查中，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4個以上說，他們知道有和平的良心犯因為COVID-19方面的擔憂而被關押。」

沙阿分享了印度尼西亞對政治犯的待遇，她說報告發現：「印度尼西亞70%以上的受訪者在COVID-19期間對他們國家的政治犯的福祉感到擔憂。」 受訪者還報告說，「對過度批評政府及其對COVID-19的處理方式的人的迫害程度越來越大」。

「目前的COVID-19大流行導致仇恨言論的污名和歧視空前增加，」沙阿斷言。「埃及99%的受訪者、巴基斯坦78%的受訪者和印度尼西亞70%的受訪者、尼泊爾64%的受訪者說，有關於褻瀆和叛教的法律是可以被濫用的。」

歧視在印度也很猖獗，該國68%的受訪者稱，「由於非國家行為者、國家行為者或各級政府未能解決宗教迫害或歧視行為，因此宗教團體遭受痛苦。在以色列，東正教的猶太人因為反對冠狀病毒疫苗而面臨『嚴重的歧視』」。

沙阿在結束關於SMART調查的討論時指出，尼日利亞、埃及、印度尼西亞和伊拉克頻繁出現基於宗教或信仰社區的毆打和私刑現象。同時，印度、尼日利亞、埃及和斯里蘭卡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出現的團體驅逐事件也在增多。印度、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馬來西亞和埃及報告了非常高程度的社區殺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