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上帝
一位获奖的科学家最近告诉世界，科学与宗教并非相互矛盾。
法新社报在2019年3月19日报道：“星期二，本年度的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被授予巴西科学家马塞洛·格莱塞，邓普顿奖是授予‘肯定生命属灵维度’的杰出贡献者，马塞洛·格莱塞本人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表明科学与宗教并非敌手。”
格莱塞自1991年起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他曾说“科学并没有杀死上帝。”
尽管格莱塞本人被描述为不可知论者，法新社报道说他“拒绝完全否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格莱塞说过：“无神论与科学方法并不一致……无神论是对不信的信仰。所以你直截了当地否认一些你没有证据反对的东西……我会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我明白人类的知识非常有限。”
我理解他的感受。科学和上帝怎么就成了敌人呢？
伟大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曾著有四卷本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该书对我国国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曾经说过：“如此，当最高的存在塑造了宇宙，从无中创造出物质，他将特定的原则印刻在这些物质上，而这些物质永远无法与这些原则分离，没有这些原则，则物质也不再存在。当上帝让物质运动，他就建立了一切运动物体都必须遵循的运动法则。”
几乎历史上所有早期科学家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我觉得这点这很有意思。用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话来说，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科研探索中“思考神的思维以追随神”。现代科学兴起于中世纪的尾声。早期科学家们相信，一个理性的上帝创造了一个理性的宇宙，而他们的工作——再引用开普勒的话来说——“是最高神的祭司”——努力并辨析神所创造宇宙的法则。
思考下后文这些历代以来基督徒科学家们的思想吧。
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是17世纪法国杰出的数学家。他所发现的定律最终带来计算机的发明。
帕斯卡曾说：“信仰告诉我们感官所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这并不与感官的发现所对立。这只是超越，而不是矛盾。”帕斯卡还说过：“耶稣基督是活神的唯一证据。我们只能因着耶稣基督而认识神。”
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发现了万有引力，他在圣经和基督教神学领域的著作比科学领域的著作更多。伟大的牛顿曾说过：“我根本的信仰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由受启示的人所写。我每天都研读圣经。”
当代化学之父是牛津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波义尔(Robert Boyle)，生于1627年。波义尔不仅仅是化学领域勤奋的学生，也是勤奋研读圣经的学生。在遗嘱中，他留了一大笔钱，建立波义尔教席以资助能证明基督教的学者。
19世纪的美国人马修·方丹·莫里(Matthew FontaineMaury)是海洋学奠基人。他从圣经经文中得到了海也有“线路”也就是洋流的概念。诗篇8章8节说：“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
莫里曾在一次大学的仪式上发言，他说：“我曾被研究科学的人批评，这里也有，英格兰也有，他们怪我引用圣经来肯定自然地理学中的一些学说。他们说，圣经并不是为科学目的所写，因此在科学领域中无权威可言。我得打断一下：圣经是其所谈及一切领域的权威。”他说这也就包含了“自然地理学、地球、海洋和空气。”
莫里还说：“每当耐心的研究之后，每当我发现了任何一项（造物主在他创造物中所设立的物理原理），我就和那位古代的天文学家（即前文所说的开普勒）深有共鸣，好像我也已经‘思考神的思维以追随神’——并惊惶战栗。因此，每当我们的科学有所进步，我们被允许时不时在这里或那里发现一些地球的自然运行规律，那都是伟大的建造者在规划一切时所做的设计。”
确实，正如科学教授马塞洛·格莱塞所指出那样：“科学并没有杀死上帝。”远非如此。
已故的罗伯特·加斯洛(Robert Jastrow)博士美国航空航天署的宇航员、天体物理学家，他写过一本名为《上帝与宇航员》(God and the Astronomers)的书。
书中写到：“科学家曾攀上无知的高山，正打算征服最高的巅峰，但当他翻过最后一块岩石后，迎接他的却是一群早已经到达那里许多个世纪的神学家们。”
本文作者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 和甘雅各(James Kennedy)博士一起主持《Truth that Transforms》节目。他自己写或与人合著了23本书，包括《The Book That Made America: How the Bible Formed Our Nation and Answers from the Founding Fathers》。他和Peter Lillback博士合著了畅销书《George Washington's Sacred Fire》，他的网站是www.jerrynewcomb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