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诉韦德”案翻案后，爱达荷州堕胎法受高等法院权衡应用

美国最高法院的左倾大法官们就爱达荷州检察长拒绝接受要求紧急堕胎的联邦指导意见一事，对该州检察长进行了质询，因为他坚持认为，联邦政府不能要求医院进行违反州法律的手术。

本周三，最高法院听取了莫伊尔诉美国(Moyle v. United States)和爱达荷诉美国(Idaho v. United States)合并案件的口头辩论。这是一起针对医院能否就《紧急医疗和劳动法》(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and Labor Act,简称EMTALA)提供堕胎的案件。

《紧急医疗和劳动法》于1986年通过，其重点是“无论支付能力如何，公众都能获得紧急服务”，要求参与医疗保险的医院向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

“医院必须为紧急医疗患者提供稳定治疗。如果医院无法在其能力范围内稳定患者病情，或患者提出要求，则应实施适当的转院治疗，”EMTALA信息页面解释道。

2022年7月，就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并允许各州再次对其境内的堕胎行为进行监管后不久，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布了指导意见，声称EMTALA要求医院急诊人员提供堕胎服务。

爱达荷州副检察长约书亚·特纳(Joshua Turner)在高等法院辩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对EMTALA进行的解读，超出了其初衷。

特纳说：“各州对行医进行监管。如果急诊室医生可以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治疗，那么医生不仅可以无视州堕胎法，还可以无视州对阿片类药物使用的规定和知情同意的要求。”

特纳接受了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的批评性提问和评论，其中一些问题集中在堕胎机会和爱达荷州的《生命保护法》上。该法于2022年颁布，限制大多数堕胎，但强奸、乱伦或“为防止孕妇死亡所必需”的情况除外。

索托马约尔担心特纳辩称“没有任何联邦法律禁止任何州说，‘即使一名妇女会死亡，你也不能进行堕胎’”，并声称有些州的堕胎禁令“甚至没有”拯救母亲生命的例外情况。

当特纳反驳说：“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州不包括拯救生命的例外情况”时，索托马约尔打断说：“至少有些州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

随后，索托马约尔举了一个例子：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孕妇需要堕胎以挽救生命。因为她还没有遇到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手术被推迟了。

特纳回应说，爱达荷州的法律确实允许医生“善意地判定救生护理是必要的”，并在妇女濒临死亡之前实施堕胎手术。

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是法院中较为保守的大法官之一，他间接批评了索托马约尔的提问方式。他对特纳说：“今天在这里向你展示了一些非常快速的案例摘要，你被要求对这些特定案例中的适当做法做出快速判断。”

阿利托补充说：“我认为你们几乎没有机会回答一些假设性问题，”他说，一名专业医生会说：“这不是我行医的方式；我需要对个案有更多了解”。

卡根指责爱达荷州奉行“堕胎例外论”，称爱达荷州是在说，“我们将接受‘专业医疗标准’，在其他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但在堕胎方面却不是这样”。

特纳回答说：“堕胎并非特例。有很多情况下，州政府会进行干预，‘说这种情况下的护理标准是X而不是Y’。”

特纳举例说，不同的州对医院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慢性疼痛患者的时间有不同的限制。

卡根说，根据特纳的推理，宫外孕的治疗可能会受到威胁。他回应说，“这种理解是一种浅薄的理解”，以解释各州是“其公民的主要医疗服务提供者，而不是联邦政府”。

她回答说：“对于妇女健康而言，这可能过于‘轻视’了。”

美国司法部副检察长伊丽莎白·普罗洛加尔(Elizabeth Prelogar)支持拜登政府的EMTALA指南，驳斥了该案与堕胎禁令有关的说法。

普罗洛加尔说：“即使是在多布斯案之后大幅限制堕胎的州，一般也允许有例外情况，以保障母亲的健康。但爱达荷州将终止妊娠定为重罪，可判处数年监禁，除非有必要防止妇女死亡。”

普罗洛加尔认为，爱达荷州的堕胎法使得面临严重但不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的孕妇，更难在医院获得必要的医疗护理。

她说：“如果一名妇女来到急诊室，面临严重的健康威胁，但她还没有面临死亡，医生要么推迟治疗，让她的病情实质性恶化，要么将她空运出州。”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向普罗洛加尔询问，EMTALA指导意见是否会迫使宗教医院违反其对实施堕胎提出反对的良心。

普罗洛加尔说：“联邦良心保护适用于实体层面的医院。”他补充说，根据HHS的一份报告，没有已知的医院“一概反对提供挽救生命和保护健康的终止妊娠护理”。

当被问及个别医生可能出于良心原因反对实施堕胎手术时，普罗洛加尔说，他们也受到联邦良心保护。

她解释说：“如果个别医生出于良心，反对提供终止妊娠护理，EMTALA本身就规定了实体层面的义务。医院应制定计划，在确保为急诊提供适当人员的同时，尊重个别医生的良心反对意见。”

当罗伯茨问及如果所有在职医生个人都反对实施堕胎手术会发生什么情况时，普罗洛加尔回答说，EMTALA“不能推翻”反对意见，任何后果都将由医院而不是医生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