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ommended

當前頁面: 國際 |
維吾爾族婦女揭露在新疆集中營中受到的「非人」待遇

維吾爾族婦女揭露在新疆集中營中受到的「非人」待遇

2021年7月14日,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宗教自由峰會上,曾在中國集中營呆過的維吾爾族人齊亞烏敦含淚回憶了她的經歷。 | YouTube/國際基督徒關懷差會

華盛頓——一位維吾爾族婦女向宗教自由倡導者含淚回憶了她在中國集中營的日子,告訴他們她的經歷在她「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傷痕」。

周三,齊亞烏敦(Tursunay Ziyawudun)在國際宗教自由峰會(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Summit)上發言,她是分享其故事的幾位宗教迫害倖存者之一。作為生活在中國的維吾爾人,她曾經受到過中國當局嚴酷地對待,中共將這個少數民族成員關押在集中營,目的是淡化他們的文化和身份,將他們變成國家的忠實僕人。

「我曾兩次被關在集中營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不人道,我在這些中國集中營的經歷在我心裡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傷痕,」她說。

「2018年3月,我第二次被帶入一個營地,在那裡呆了將近一年時間。營地里有許多新建築,看起來類似於監獄,裡面有許多攝像頭和人。我們總是能看到武裝警察。」她補充說:「有時他們給我們看宣傳片,有時教我們中國的法律,有時教我們唱中國的『紅』歌,有時讓我們宣誓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

據齊亞烏敦說,「在集中營里,我們總是在驚恐中生活。我們在恐懼中度過每一天,聽着尖叫和哭泣的聲音,不知道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情是否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齊亞烏敦和其他被拘留的維吾爾族婦女在集中營中都遭到了強姦,這也是看守人員虐待的一種模式。「有一次,他們把我和一個20多歲的年輕女人一起帶出去。在集中營警察的旁邊,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帶着口罩。我甚至不記得那是晚上的什麼時候。他們強姦了在那裡的年輕婦女。三個漢族警察也強姦了我。」

「他們總是像這樣把女孩從牢房裡帶出去。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有時他們把一些瀕死邊緣的婦女帶回來,有些婦女被帶出去之後失蹤了」。

齊亞烏敦回應了她在之前接受BBC採訪時發表的評論,斷言一些婦女「在營地里瘋了」。此外,她堅持認為,「我親眼看到她們中的一些人流血而死」。

自她遭遇在集中營的痛苦經歷以來,已經過去多年,齊亞烏敦說,雖然現在「我的身體是自由的,我的聲音也是自由的」,但由於她曾經被拘留的「惡夢」,她仍然「深受折磨」。此後,她「在美國政府和維吾爾人權項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的幫助下」在美國重新定居。

儘管這些記憶讓齊亞烏敦的心感到「仿佛被匕首割裂」,但她覺得有義務講述她的故事。「我必須說出來,因為我在難民營中經歷的事情正在發生在我的維吾爾族同胞身上。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人正在受苦,他們之所以活着,只是因為他們有希望,相信這個世界上有正義。」

「作為一個倖存者,我不會停止——哪怕一分鐘也不會停止——為所有沒有活下來的人發聲,為被困在地獄般的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南部和中部)的人們發聲,向世界尋求幫助。」她發誓說。齊亞烏敦在發言的最後懇求聽眾「把我的人民從這種壓迫中拯救出來」,並補充說:「我希望你們能真的為他們得到自由做些什麼。」

在齊亞烏敦發言之前的一段介紹性視頻中,一位代表宗教迫害受害者發言的翻譯說明了中國政府「殘酷的武力同化運動」的規模,指出自2016年以來,「100[萬]至300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關押在集中營中。除了被強姦之外,集中營的被拘留者還被強迫勞動和強迫絕育。

後來,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行政長官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在預先錄製的講話中講述了另一名遭受集中營的維吾爾族婦女祖姆雷特·達烏特(Zumret Dawut)的故事:「2018年,她被告知到當地警察局報到,然後被審問,頭上戴着黑色頭罩,被帶到一個拘留營,被迫在男性看守面前換囚衣」。

鮑爾解釋說,達烏特是一個有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原本想生第四個孩子,但最後還是被強制做了絕育手術,否則她會面臨更多的拘留。即使沒有被送入集中營的維吾爾人也仍然面臨着中國政府的監視。

在《Big Surveillance and the Rise of Technology in Persecution》(暫譯為「大監控和迫害中的技術興起」)專題討論會上,維吾爾族美國律師努里·特克爾(Nury Turkel)討論了中國在迫害維吾爾人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數字權威主義」。「中國官員在先進技術的協助下」通過「使用配備人臉識別軟件的攝像機」,對生活的方方面面實施控制。

「維吾爾人必須在無處不在的檢查站掃描他們的身份證才能進入公園、銀行、商場和商店。這些掃描器與更廣泛的警務技術相聯繫。如果一個人被認為危險,那麼就會被拒絕進入。」他繼續說。

特克爾詳細介紹了用於維吾爾人的「更廣泛的警務技術」,包括「張貼在維吾爾人家門口的二維碼,以了解誰住在那裡以及他們的『可信度』」,以及「配備了強制性間諜軟件的手機,記錄維吾爾人在線活動的各個方面」。他強調說,維吾爾人的私人短信內容使他們中的一些人面臨拘留,他感嘆說:「維吾爾人無法做任何事情來逃避中國政府的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