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因新冠疫情如此劍拔弩張？

美國人為什麼會因新冠疫情劍拔弩張？

全國的許多校委會都在就今秋學校開學的事情與當地衛生部門官員、家長爭論不息。一些大學打算重開真人出席的課程，還有一些則不然。

一些教會正在舉行真人參與的禮拜，而其他一些則不然。一些牧師將對這類禮拜的限制視為對我們宗教自由的侵害而其他一些則不然。關於各種療法和最終接受COVID-19疫苗適當性的辯論也如火如荼。

與此同時，壞消息連篇累牘。星期三，全國範圍有超過1400起與新冠疫情相關的死亡事件，差不多當天每分鐘都發生一起。

美國上季度經濟萎縮9.5%，創歷史性的下滑。昨日股市應聲下跌逾兩百點。美聯儲主席警告說，經濟的走向取決於疫情的走向。而由於國會無法就下一步提供經濟援助達成一致，刺激付款今天用完。

我們可能認為，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大流行病和經濟衰退會使我們團結起來應對，但情況似乎恰恰相反。為什麼呢？

 解釋我們的 「寬鬆」文化

在《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一篇文章中，文化心理學家、作家米歇爾·格爾凡德(Michele Gelfand)寫道：「使我們國家如此具有創業精神並創造力的這種去中心化、叛逆性、隨心所欲的模式，也加深了我們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的危險。為了抗擊這種流行病，我們不能只轉換資源，我們還必須轉變我們的文化模式。」

在她看來，我國對疫情的矛盾反應「反映了一種更廣泛的文化現象。在美國這樣的寬鬆文化中，人們根本不習慣於緊密協調他們的社會行動，以實現共同的目標，而且，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更不願意犧牲我們的自由以換取對嚴格制約我們選擇的限制。」

格爾凡德博士以美國、意大利和巴西作為「鬆散文化」實例，它們都是「規則較弱，比較放任」的國家。她將這些國家與新加坡、奧地利和中國作為「緊張文化」進行對比，這些國家「有許多管制社會行為的規則和懲罰」。

後面這些國家「都有饑荒、戰爭、自然災害，而且，還有瘟疫爆發的歷史」，都以嚴酷的方式學會了「嚴厲規矩和命令能拯救生命。」那些面臨較少威脅的國家，比如美國，「有保持寬鬆的奢侈。他們優先考慮自由而不是約束，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具有高度的創造性和開放性，但也比嚴厲國家則更無序。」

她指出，美國在二戰期間「從松到緊」，並認為我們需要再次這樣做，「暫時犧牲自由來換取更嚴格的規則」，這樣我們才能 「限制這種疾病的傷害」。

兩個額外因素

格爾凡德博士的文化分析既具有指導性，又具有啟發性。然而，作為一名哲學家，我想補充第二個維度。她所描述的「緊張」文化受西方對個體強調的影響較小。

美國的建國文獻宣稱，「人人受造平等」，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個人權利。這些價值觀促進了我們這個偉大國家的顯著成就和進步。

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也受到存在主義和後現代相對主義的影響。因此，我們是一種 「後真理」文化，在這種文化中，真理和意義是在我們的個人經驗中找到的。「我的真理」不是「你的真理」，反之亦然。

作為一個神學家，我想補充第三個層面：人類被尼采所謂的「權力意志」所感染。由於我們的墮落本性，我們尋求成為自己的神（創世記3：5）。這種對個人權力的驅動，表現在以個人權利和幸福為中心的文化中，產生了格爾凡德博士所描述的那種「鬆散」文化。

這種討論與口罩、公共禮拜儀式以及其他備受爭議的疫情相關問題有什麼關係？

我們所需要的一份指導原則

在我們的 「後真理」文化中，有些人質疑口罩的科學論點，反對羥氯喹等治療方法。我們對個人自由的強調導致一些人抵制政府在禮拜、學校和口罩方面的權威。

在如此的文化衝突中，基督徒應該實踐耶穌基督「愛人如己」（馬太福音22章39節）的命令，以此為指導原則。我是這樣理解這個命令與流行病的關係的。

每當我在非家庭成員身邊時，我總是戴着口罩。我相信科學，口罩可以保護他人和自己，我不想做任何傷害鄰居的事情。如果說不戴口罩有哪怕只是有一絲可能會傳染給別人，我也選擇不冒這個險。我也選擇不冒犯那些相信我戴口罩能保護他們的鄰居們（參見哥林多前書10章32節）。

親身敬拜更要因地制宜。在我主日講道的禮拜堂，我們選擇提供虛擬敬拜，因為我們認為在面對面的聚會中，我們不能保證 「鄰舍」的安全。你的教會可能對你的會眾和安全協議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觀點是，你應該把愛你的鄰舍作為你決定的因素。

在個人主義和相對主義驅動的「寬鬆 」文化中，愛鄰如己是一種特權，它將會給我們帶來超乎想象的改變，一次一次的生命。

今天，誰是你的鄰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