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拋棄神的社會中，美國教會如何趑趄難進

基督郵報的「離開基督教」系列文章旨在探究為何如此多的美國人拒絕他們生長於斯的信仰。在這八篇文章中，我們將刊載見證並觀察潮流趨勢、教會的失敗以及基督徒們如何回應質疑他們信仰的人。這是第3部分。點擊這裡閱讀本文第1、2、3、5、6、7a、7b、8部分。

「你懷念自己是基督徒的日子嗎？」

「不，」安東尼·皮恩(Anthony Pinn)淡然回答。

這位德州休斯頓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人文學科安努斯·庫侖·阿諾德(Agnes Cullen Arnold)教席的教授在繼續回答前略略停頓了一下。

「不懷念，因為不再成為基督徒並不意味着我沒有禮儀，沒有社群，不意味着我沒有人際交往或者沒有敬畏之感。我繼續保有敬畏之感，但是世俗的那種。我走在外面，我為美麗所震撼。我甚至從進化論的角度來思考生命，而且這創造了一種我們竟然身居此處的敬畏感。」他在9月底的一個午後對基督郵報表示。

從還是孩子時候，他母親就帶他去教堂，然後最後成為非裔衛理聖公會的牧師，55歲皮恩還是花了相當一段時間才在人文主義中尋到平安。他作為信徒的人生已經結束，他說，因為他的結論就是神不存在。

「我是不相信的人，認定任何超自然的說法，什麼上帝啊諸神啊，天使啊魔鬼啊都不存在的人，超自然的都這樣。我的思維基於物質的狀況，讓這一切都對我們成為可能。我的主要義務和責任就是在人類歷史的背景下培養人。」他解釋到。

皮恩放棄信仰的過程發生在1990年代早期，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靈光一現的時刻。

「在紐約讀大學的時候，我在布魯克林一家教會工作。我很年輕就開始教牧生涯了。本科的時候，我在橋街AME教會(Bridge Street AME Church)服務青少年的牧師，當時有許多我所認定、我被教導的有神論，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與我所經歷的事情相矛盾。」他說。

「我越來越難以根據世界形勢和世界需要來確定自己的信仰立場，我似乎在回答教堂里的人沒有問過的問題，並迴避對他們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所以我開始對自己在基督教事工中的角色感到不舒服。」

「我最初的想法是重新思考我的神學，重新思考我的事工。我拿着社會學學士學位離開了哥倫比亞大學，去了哈佛神學院，這些問題一直困擾着我。我很難使自己的信仰與人類的需要相調和。」皮恩說。

「面對世界上人類的苦難，你能對上帝說些什麼呢?在人類的苦難中，我越來越難以對上帝做出正面的評價。圍繞着我的教會和教會家庭的苦難。」

為了尋找答案，皮恩在哈佛大學攻讀了宗教學的研究生課程，他覺得不得不做出決定。

「我決定不再相信上帝了。我不是基督徒。我甚至不再是一個有神論者了。所以我聯繫了我工作過的教堂的牧師，表示我不會再回來了。我聯繫了我的教會官員，表示我想放棄我的聖職，我離開了教會，離開了有神論，」他說。

皮恩沒有等着看他的教會的反應，也不在乎領袖們對他的決定有什麼看法。

和皮恩一樣，近幾十年來，數百萬曾經是堅定基督徒的美國人越來越多地脫離他們的宗教，教會一直在與文化變遷作鬥爭，在這種變遷中沒有絕對的答案。

10月時，皮尤(Pew)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指出，只有65%的美國人現在自認是基督徒，而那些自認在信仰上無所隸屬者——包括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那些不信任何宗教的人——膨脹到26%的人口。美國基督教徒人數與10年前的普通人口相比，下降了12%。這種下降在多個人口統計數據中都可以看到，但在年輕人中尤為明顯。

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在2016年進行的為什麼美國人離開宗教的研究表明，越來越多美國成年人加入無宗教信仰者的行列，並表示，該人群「由大批離開所成長宗教身份之人「而壯大。今天的美國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在沒有宗教身份的環境中長大。

約書亞·哈里斯(Joshua Harris)原本是生命之約教會(Covenant Life Church)的牧師，他是馬里蘭州蓋瑟斯堡主權恩典事工(Sovereign Grace Ministries)的創始人，也是基督教風靡一時的著作I Kissed Dating Goodbye(暫譯為「不再約會」)的作者，在他今年夏天宣布放棄基督教並結束婚姻之際，這日益嚴峻的問題成為討論的主要話題。在著名的基督教禮拜音樂創作人、為新頌禮拜、新頌聯合教會填詞的馬蒂·桑普森(Marty Sampson)宣布自己信仰「危如累卵」時，這討論愈演愈烈。

生命之約臨時主任牧師凱文·羅傑斯(Kevin Rogers)在哈里斯發布聲明後致信給教會說，這是很棘手的問題，但聖經對基督徒們的離開是有回應的。

「這一消息並不只是在理論上有許多要應對的地方。這是擊中了要害，」羅傑斯說他向他的信徒們保證，哈里斯的叛教對信仰而言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有很多次，保羅提到了原來的一些基督徒領袖們在信仰上『迂迴』、『離開』或者『沉沒』。所以，儘管這很悲傷，也很令人疑惑，但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羅傑斯解釋說，「保羅說過一些人從神學角度而言偏離軌道。另有一些人的行為則悖逆了基督教的良心。還有一些人則是貪婪。在每個狀況下，保羅都希望都是救贖與恢復。希望這些領袖們能夠讓『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提摩太前書1章5節)。這樣也應該成為我們為約書亞·哈里斯的禱告與希望。」

哈里斯最近在Instagram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自己的新生活，他似乎在批評自己以前的基督教世界觀，認為它疏遠了與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他現在表達了一種愛和接受每個人的願望，即使他們不同意。

「這就是我愛人們的方式。這對我來說是新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抱着相反的心態。當然，我聲稱愛每一個人，但事實是，我與那些對教義和基督教標準有不同看法的人保持距離。我頂多帶着懷疑，頂多帶着輕蔑，」他說。

「現在回頭看，我發現我的基督徒部落經常給人貼上標籤，並把他們歸類。我們似乎給『他者』貼上了標籤，把他們一筆勾銷。為缺乏愛找藉口。對於這種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動力，我仍有很多東西要挖掘。但我認為它的根源是恐懼和驕傲。害怕不確定。害怕糾結於新想法。驕傲能找到安全感，不一定是在上帝或真理中，而是在比他人更好，與眾不同，與他人隔離。我不想再在分離中找到所謂的安全。桌子上有你和我的位置。」

今年早些時候，在他的教會成員的一封信中， 印第安納州波提及的希望路德宗教會領袖戴維·羅克萊爾(David h . Locklair)在年度報告中公開表示，自己擔心教派可能的死亡以及自己教會的掙扎，因為人數減少、缺少支持而很擔心。

「幾年前，我讀到一篇報道，預言我們的教會機構——福音路德會在20年後將不復存在。做出這一可怕預測的原因是會員人數和奉獻數量的減少。你怎麼能有一個教會肢體，卻沒有人，沒有奉獻來維持其運行呢?」他問到。

「2018年，希望福音路德教會平均出席人數為32人。我們的出席人數近年來呈下降趨勢。在2018年，本教會能夠支付所有賬單，但我們在銀行里沒有太多的剩餘資金。我們的奉獻也在逐年下降。本教會在未來還能夠支付它的賬單，維持它的建築，並支持全職的事工嗎?為了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什麼呢?」

他對小教會的回答是「這個新年以及未來，心中要銘記希伯來書10章24-25節的話：『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一個後現代的世界

馬克·梯斯戴爾(Mark R. Teasdale)是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迦勒特-福音派神學院(Garrett-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斯坦利·瓊斯教席副教授(E. Stanley Jones associate professor)，本人是福音派，他在早些時候接受基督郵報採訪時提到，在後現代文化中對意義的尋求似乎對一些信徒是挑戰，要他們放棄曾深深堅持的對於神的信仰，讓他們從傳統教會中離開

「在福音主義興起之前，人們關注的焦點是確保我們擁有絕對真理。所以，現代性的信念是相信絕對的存在。每個人都可以獲得這些絕對真理，只要他們合理地運用他們的理性，無論你處於什麼情況，這些絕對真理都是成立的。」梯斯代爾說。

「後現代性中發生的事情是，絕對的概念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敘事故事變得更加重要的時代。所以人們在尋找一些有意義的東西，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來理解他們的生活。」

「它是否因為它符合某個地方的絕對真理而『真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對你有意義，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的法務柯林斯·麥克納馬拉(Colin E. McNamara)在20歲的時候徹底放棄基督教，他贊同這點。他認為對基督教而言這是好事。

「自古以來，就有人反對上帝的概念，但在人類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大聲說出來並不安全。隨着我們緩慢而痛苦地發展成為一個更加開放和包容的社會，我認為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公開承認他們的無神論，而不用擔心成為社會的棄兒，」麥克納馬拉表示。

「我相信這有一種滾雪球效應:越多人『出櫃』為無神論者或非宗教信徒，那些以前不敢說出來的就越會這麼做，而且會有一個更大社群的人——既不信教的和寬容的信徒——都會張開雙臂歡迎他們。」他對基督郵報說。

「我可以理解基督徒可能會對這種趨勢感到不安，但我真的不認為他們應該感到不安。問問你自己:你想要真誠的基督徒還是虛偽的基督徒?如果我們培養一個開放和包容的社會，人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感受，你就更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前者，而得到更少的後者。這是件好事，對吧?」

最近巴納集團(Barna Group)發布一份來自綜合社會研究(General Social Survey)一項為期五年對生於1964-1984年人群調查，東伊利諾伊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兼伊利諾伊維農山第一浸信會教會(First Baptist Church of Mt. Vernon)牧師安·布爾格(Ryan Burge)強調了該趨勢如何挑戰了教會的穩定性，表明在教會中長大的幾代人相對於1945-1964年間出生的嬰兒潮一代人，並沒與典型的回歸教會趨勢。

「許多牧師周日早上站在布道壇上，看到越來越少的前青年團體成員在快30歲和30歲出頭時回到教堂。任何教會都不應想當然地認為，人口中的這一關鍵部分將會像他們的父母曾經做過的那樣，重新成為活躍的成員。」他解釋道。

「這些數據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20年前支撐教會發展的假設已經不再適用。如果教堂坐等所有30多歲的年輕人蜂擁而入，他們可能會悔之晚矣。如果現在不採取行動，可能會造成一個沒有強大未來的教會。」

種族因素對於信仰神的作用

皮恩相信，有一些研究，比如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份報告顯示，不同種族對上帝的信仰存在明顯差異，但這並不能反映出誰真正擁有信仰的明確樣態。

「根據皮尤的調查，絕大多數非洲裔美國人聲稱信仰上帝，但我不知道這是否等同於宗教。你也可以說這些人是屬靈的，不管那是什麼意思。皮尤研究中心告訴我們的是相當有限的，我們傾向於以此為基礎。我們知道黑人人口中有很大比例的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如果你問有多少人經常去教堂，這個比例就會下降。」皮恩解釋說。

該研究的結果表明，黑人作為一個種族群體，擁有「絕對確信」信仰上帝的比例最高，為83%;亞洲人的比例最低，為44%。白人占61%，拉美裔占59%。

然而，當涉及到教會和黑人社區時，皮恩認為這種關係不僅僅是信仰的問題。

「黑人教堂從來不是簡單的屬靈運動。黑人教會一直試圖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滿足各種需求的組織。所以人們會追求更廣泛的需求。」皮恩說。

「我給你舉個例子。民權運動之後，教會的參與減少了，這不僅僅是黑人教派。總的來說，美國教會的參與度，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教會，在民權運動之後都有所下降。」

「現在，在黑人教堂里，這種情況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所上升，但這些黑人也是按規矩辦事的人。在民權運動之後，他們被告知，去合適的學校，住在合適的社區，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英語。玩這個遊戲，你就會成功。但他們繼續打擊種族主義，」皮恩說。

「關鍵在於，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屈服於文化聯繫，屈服於社會身份。對於很多這樣的人，尤其是黑人中產階級，回到教堂提供了一種聯繫文化，聯繫社會，聯繫經濟的方式。在這個空間裡，黑人不必解釋他們為什麼生氣。」

「所以，有很多黑人因為世俗的原因回到教堂。如果布道是他們付出的代價，那麼這就是值得付出的代價。也就是說，我不相信所有這些黑人教會的人都相信同樣的信仰。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一個更加務實的舉措。這讓我和黑人有了聯繫。它把我的孩子和黑人聯繫在一起，而且比隨便找個保姆價格更低。」他說。

皮恩進一步指出，當涉及到千禧一代和黑人教堂時，這種關係正被社會激進主義所顛覆。

「比如，現在千禧一代的參與度下降了，因為這些宗教組織沒有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沒有回答這些人關心的問題。但是，這些教堂中有很多都有關於人的立場，千禧一代覺得很反感——他們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在社交方面很活躍。他們關心的是正義……」他說。

更好的操練如何讓人們繼續虔誠下去

代爾·帕特里奇(Dale Partridge)是牧師、家庭教會植堂者以及重學教會(Relearn Church)的創立者——這是一群牧師、植堂者和神學家組成的團體，試圖要「拋卻文化教給我們關於教會的那些東西，重新學習聖經如何指導基督徒聚會」——他們相信，信徒離開教會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教會的結構，在實踐中是錯誤的。

「數百萬基督徒正在離開機構化的教會以尋求耶穌，」他的網站上如此寫到。

「現在的情況是，大多數牧師都不是牧師。他們是聖經老師。他們是布道者。他們不是牧師。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牧師。他們甚至從未見過牧師。他們從來沒有被操練過。他們被教導，卻從未被操練。」他告訴基督郵報。

「沒有關係，也就沒有了牧養的關懷，我想說，重要的是，牧師要維持關聯以保證狀況正常，也保持自己的正常。這些教會牧師們被沉重的業務壓垮了。他們聽到的都是壞消息。他們與任何人都沒有聯繫，因為他們害怕被人知道，如果任何事情偏離軌道，那他們會失去很多。」

「這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總是小心翼翼，檢查着自己。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自己。我認為大多數牧師想要的是耶穌所擁有的。他們想要人群，然後他們想要12個門徒。」

他說，聖經中關於教會如何行事的許多觀點，在今天存在的教會模式中是無法有效實施的。

「這些想法——彼此代禱，彼此認罪——你不能對一個陌生人這樣做……我們只是在教堂的規模上一群混亂的人，」帕特里奇說，「當你談論一件事時，你必須談論一切。我想說，這一切都導致了這種非常孤立和非常不正確的教牧生活經驗。這有點像摩西在葉忒羅之前說的，嘿，你需要把每個人分成不同的小組。你在這裡做的事情是不可持續的。」

他說，許多大型教會一直試圖通過建立小的團體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一個小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教會。他指出，教會必須包括聖餐、長老、管理和性別角色等「在聖經中至關重要」的內容。

越來越多的領袖向他尋求幫助，將傳統的教會轉變為家庭教會，他相信家庭教會是解決當前信仰危機的方法。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基督徒，敬虔的人，我們來到了這樣一個時間點上，根據這次選舉，比方5到15年後，我們就來到了這麼一個時間點，就是除非我們在聖經上有所妥協，否則就不能按照我們現在聚會的方式來聚會了。這個時間點已經來了。」他說。

「我感覺就像上帝在說，戴爾，為我的羊準備一個地方，當它們不能再在現在的牧場時，它們可以去。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我們正在準備一條道路，」他說，並將自己在重學教會的努力比作挪亞方舟。

世俗化真的是問題嗎？

當被問及他是否覺得美國文化的世俗化對越來越多的基督教叛教者產生了影響時，皮恩指出了政治的影響。

「嗯，沒有。我不會說文化的世俗化。我認為，最近的這些事件是教會代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推銷自己的結果。在我看來，這些人是在回應一個歷史時刻，這個時刻與許多基督教社區擁抱特朗普的有害行為和對話有關，人們對此已經說得夠多了。而不是日益增長的世俗化。」皮恩認為。

他進一步指出，基督教社區中有一些人想離開，但不能，因為他們可能會失去太多。

「離開教會需要付出很多。有些人要離開，但在我看來，有些人不信，但仍與教會保持聯繫。他們只是通過動議，因為有太多的東西可以失去，」他說。

「如果你參與了教會的事工，你決定『我不再相信了』，然後離開，你會怎麼做?你一生都在打造一套特別的工具，你會怎麼做?誰是你的社區?所以我認為很多人，與其面對這種恐懼，不如堅持到底，繼續前進，不是真的相信布道，而是看到有價值的教堂生活社區的其他元素。」

對帕特里奇來說，他相信，像許多其他已經放棄信仰的基督徒一樣，像約書亞·哈里斯這樣高調的前基督徒正在拒絕建立教會而不是上帝。

「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人為造成的教堂混亂。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商品化，工業化，政治化的教會他做了什麼?他說，『天哪，這都是假的』。他把人類的行為歸咎於上帝。就像是的，這是假的。這是不正確的。」

「如果你去中國，去阿富汗你看到那些家庭在雙人床床墊框架內受洗，痛苦着、被迫害，但依然愛主，虔誠地教導，你會再次愛主的，」他說，「因為你會看到十字架的超自然的變革力量。但是他們看不到主，因為他不在那裡，只是人。他不像聖經上說的那樣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