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納研究：牧師的平均年齡更接近退休年齡
過去25年來，美國新教牧師的平均年齡增長了10歲，比目前最低退休年齡62歲僅低6歲，據巴納集團最近發布的調查顯示。
討論這項調查《2017年牧師狀況》時，巴納主席大衛·金納曼(David Kinnaman)稱神職人員老齡化的數據非常顯著。據悉，這項研究是巴納與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合作完成。
「當談到教會領導層時，這是更重要的發現之一，我們今天會討論……過去25年來，新教領袖的平均年齡老了10歲。1991年，喬治·巴納寫了《今日牧師》(Today's Pastors)一書，牧師普遍為44歲，現在，僅僅25年之後，牧師普遍54歲，」金納曼說。「如果我們有青年領袖要填補今天的屬靈領袖位置，這就是重要的問題。」
這項調查在三年中採訪了逾1.4萬名牧師，發現只有七分之一的牧師年齡低於40歲。
此前談及神職人員老齡化問題報道中，生命之路主席湯姆·雷納(Thom Rainer)指出了為什麼牧師一直不願意離開講台的兩大主要原因。
「坦率地說，牧師和工作人員抓住目前的職位不放手，最常見的原因與財務有關。就像他們在世俗世界的同齡人那樣，經濟大蕭條對他們的退休金賬戶造成了負面影響。更糟的是，太多人根本沒有在財務上為退休做準備，」他寫道。
「推遲退休的另一個原因是嬰兒潮一代對老年的看法。大多數人認為老年從70歲初開始，而不是65歲，」他補充說。
這項巴納研究從自身、教會和文化領域的牧師中挖掘數據。牧師們被問及一些問題，例如他們如何在屬靈上成長，他們是否喜歡和董事會長老工作，他們如何應對危機，以及評估牧養今天社會所面臨的最艱難挑戰。
出人意料的是，據調查人員表示，數據也顯示，絕大多數牧師，他們中大約70%的人，認為他們的家庭關係非常棒。這個結果比普通大眾的報告要好得多。大約60%的牧師結婚生子，並有優質的家庭關係。
「我們發現，很多牧師都做得相當好，這不是說每個牧師都很完美，但我們有很大責任傾聽這些數據，並決定我們如何支持牧師，」金納曼說。
「牧養是令人振奮。這也是真的，真的很辛苦。我爸爸終身做牧師，加里·金納曼……我知道一些第一手的挑戰、痛苦和機會，以及帶領的巨大快感，」他說，並指出這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要獻給他的父母。
當談到牧師在屬靈上做得怎樣時，大約88%的牧師認為，他們處於「卓越」或「良好」的狀態。其中67%的人有着「極好」或「很好」的身體健康，其中50%的人有經濟保障。
儘管這項研究發現大多數牧師有着積極的狀態，然而數據還突出他們掙扎的領域。
牧師做事工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經歷質疑，數據透露。大約20%的牧師在成癮中掙扎，近一半的人有抑鬱症，其中76%的人知道有同事由於壓力退出事工，剛剛超過25%的人有婚姻問題或親子問題。
這項研究提出的關鍵主題之一是，在懷疑和擾亂的時代，講道和教導變得更加困難，人們會核實講道。對聖經的態度轉變也讓牧養更加複雜。新一代正不同地思考有關教會和媒體的事情，去教會的人越來越少。
「對今天的信仰領袖有着巨大的懷疑和冷漠，這可能對你們來說沒什麼意外。我們不妨認為，很多人對牧師有着堅不可摧的冷漠之牆，」金納曼說，他指出「堅韌是活在並帶領這個複雜文化的解藥」。
美國退役陸軍上將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Stanley McChrystal)著有《由團隊組成的團隊：複雜世界的新應對規則》(Team of Teams: New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a Complex World)一書，這本書探討了堅韌意味着什麼。麥克里斯特爾表示，當涉及在這個世界做事工變得越來越複雜時，牧師將不得不放棄線性思維。
「我們有時會拋出『複雜性』和『複雜』這個詞，好像它們是同義詞，但他們很不同。如果你想想我們的生活，我們在一個複雜的世界中長大，你真的可以回顧到工業革命開始時。」
「複雜意味着一些很難去理解的事，但可以弄清因果之間的關係。你可能需要研究，你可能需要帶來專家……但最終你可以解除問題。你可以為這一問題制定出解決辦法。你能預測會發生什麼，你可以前進，」他說。
「我們已經進入了因果關係不可能在弄清楚的時代，因為你只能在後視鏡中這樣做。其原因是，有太多相互依存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關更多的可變因素，一切都在加速。所以，結果你就不可能預測未來的事情。所以，你處理複雜性的方法就不得不同，」麥克里斯特爾說。
「你不能坐下來，制定完美的機構形式來解決這個反覆出現的同樣問題。相反，你得去理解事情，你要適應不斷變化的狀態，而這些是無法預測的，你要對此做出回應，儘可能有效地、快速地適應它們。」
牧師需要克服的挑戰，他說，是他們的適應能力。
「我們傾向於線性思考。我們傾向於認為，過去以某種方式發生的事情可能會以那種方式再次發生，我們不斷為此失望。因此，我們創建決策過程，我們創建策略，我們創建計劃，我們創建組織處理這一預測的挑戰。
「然後，挑戰真可謂是非常不同。所以，我們發現，我們首先努力去做的就是用這些適用於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機構形式，現在我們努力更快或者推拉着來使用。我們發現，這些就是不起作用，我們覺得自己沒有像他們那樣努力，或者也許我們不像他們那麼聰明，」他說。
「遊戲改變。隨着信息技術和其他技術的興起，這讓事情加速，並帶來更多可變因素，我們做着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運動，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即使在我們年輕的歲月里。 所以，結果，我們要不同地來處理，」他補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