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正在扼杀我们的感恩之心吗？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似乎在拥抱技术，视其为让生活更容易忍受的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虽然我对人工智能和人类增强技术有所担忧，但它们只是一个更基本问题的表现：我们在潜意识里期待能够过上一个毫无负担的生活。

这种期待对感恩之心有影响，因为感恩假定存在“恩赐”这种东西。它假定有一些我们不配得的善行和我们自己无法创造的存在。在许多方面，感恩与我们相信自己是需要他人无偿恩惠的依赖性存在息息相关。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似乎一心向着效率迈进，尽管效率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总是明确。例如，在一次德国旅行中，我不幸租了一辆全电动汽车（这是租车公司唯一的选择）。正当每个充电站都有不同的支付流程，并且由于多次充电问题让我不需要更多理由质疑所谓技术进步的智慧时，妻子和我决定在路德城维滕贝格(Lutherstadt Wittenberg)的玛尔塔斯(Martas)酒店过夜以便为汽车充电。

然而，不幸的是，汽车在酒店也无法充电。一名酒店员工（她的英语非常流利）在下班后仍然留下来帮我与修理工沟通（修理工的英语水平和我的德语水平一样差）。当技术失灵时，是善良的人挺身而出，帮助我分担了我自己无法承受的负担。

某些电动车行业的人（或仅仅是电动车的支持者）可能会说，无需质疑电动车所代表的效率这一所谓崇高目标。相反，需要的是不断改善基础设施，以实现无缝用户体验。一旦技术得到完善，进行一次四小时驾驶所面临的困难将被消除。然而，如果没有需要承受的负担，是否也就没有需要分担的负担呢？效率并不会消除负担或人类的相互依赖。它只是将它们转移。当它转移时，往往会以使负担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式进行。

技术（以及它所服务的效率）往往使我们对他人依赖的显现降低。当我们对这种依赖感知减少时，我们的感恩能力也随之减弱。正如麦卡洛（McCullough）所说：“感恩通常在人们接受亲社会行为时发挥作用。”他进一步将感恩描述为一种“道德晴雨表”，它是“对社会关系中特定类型变化的情感反应——由另一道德主体提供的一种益处，提升了自身的福祉。”感恩要求我们认识到他人以各种方式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未能认识到他人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在这样做。如果效率使我们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那么效率就隐含要求了我们在感恩方面做出妥协。为换取无缝体验以及一种自给自足和稳定的普遍感觉，我们放弃了能够培养感恩的条件。自给自足削弱了我们感恩的能力。正如索罗姆(Solom)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不需要他人为其福祉作出贡献，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欣赏他人提供益处的价值，进而减少对恩赐善意的认知，也因此无法体验感恩。”

我们对效率的追求可能会损害我们表示感恩的能力。相比于对技术无法完美运行的愤怒，或者坚持用技术改善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更不容易对无名程序员和工程师的工作心存感激。当我们获得了自己觉得“应得”的技术时，实际上就不再需要感恩了，因为我们只是（最终）得到了我们已经想当然认为应得的东西。效率隐藏了使我们生活成为可能的负担和依赖性。因此，它也隐藏了培养感恩的机会。由于这种机制，我们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正如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说：“感恩赋予敬意，让我们能够体验日常的顿悟，体会那些改变我们体验生活和世界方式的超越时刻。”

虽然效率及其技术助手可能让我们更难感恩，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追求感恩生活的借口。我们需要学会看穿效率的障碍，认识到那些促进我们福祉的各种体验和工具背后的人类努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会更加感激我们的邻人，也会更加感激三一上帝，因为我们用来彼此服务的恩赐正是从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