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护教论据（以及为什么它不是你以为的那一个

“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思想的所有活动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他的思想就是无意义的，他本人也是无意义的；试图去发现他的意义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大多数彻底的怀疑论者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既不彻底，也不真的怀疑一切。” —— G.K. 切斯特顿，《圣托马斯·阿奎那》（G.K. Chesterton, St. Thomas Aquinas），1933年[1]

你有最喜欢的护教论据吗？学生们经常这样问我，而我的回答总是毫不犹豫的“有”。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讨论的话题，特别是与那些刚接触这一领域的人。虽然从整体来看，它也许并不能为神的存在提供最强有力的证明——“累积论据”（cumulative case）才是真正最强大的——但对我个人而言，它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一个。

我最喜欢的是理性论据（Argument from Reason），这一论据最著名的表述者是 C.S. 路易斯（C.S. Lewis，在他的著作《神迹》Miracles中）和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在他的“反对自然主义的演化论据”中）。这一辩护关注的是推理过程本身的合法性，本质上是在验证“论证”这一行为本身。然而，它的难点在于它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如此彻底地沉浸在推理过程中，以至于不仅容易忽略它，而且在我们试图观察它的那一刻，它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悖论：我们无法跳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正在调查的那个功能来进行这项调查。

路易斯 vs. 普兰丁格

虽然路易斯和普兰丁格的构想有重叠之处——两者都关注哲学自然主义的自我击败性——但我更偏好路易斯的方法，因为它更深入地挖掘了人类理性的根基，其结论也更为深远。普兰丁格关注的是如果大脑是盲目进化的产物，推理就是不可靠的；而路易斯考察的是，如果这种推理完全依赖于非理性的物质，逻辑本身是否还有效。

此外，路易斯论证说，如果我们能真正使用逻辑得出结论，我们就不是生活在自然主义所主张的封闭物理系统中。这个“缺口”随后开启了神迹的可能性。虽然我会在两种构想之间穿插（因为它们是哲学上的表亲），但我将主要集中在路易斯的方法上。

根据/推论式思维（Ground/consequent thinking）

在《神迹》一书中，路易斯首先指出，关于世界，“除了我们自己的直接感觉之外”，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特别是关于科学的一切，都是推论出来的。[2]他写道：“我们从化石推论出进化论”，“我们从解剖室里其他类似生物的头骨中发现的东西，推论出我们自己大脑的存在”。[3]当我们这样推理时，我们的推论遵循一种根据/推论模式：因为我们在其他像我们一样的生物头骨中发现了大脑（根据），我们得出结论，我们自己也必须拥有大脑（推论）。更重要的是，每当我们断言一个推论的真实性时，我们都预设了这种推理模式的有效性。

然而，如果严格的自然主义是真的，我们还能做这样的假设吗？自然主义坚持认为，正如路易斯所写，“自然是整场戏”——一个完全根据自然原因和法则自行运作的封闭物理系统，不依赖于任何超自然的力量。[4] 这桩“戏”包括我们的推理能力，它本身是通过进化由这些相同的自然过程所塑造。在这种观点中，现实没有“外部”；除了这些基本的物质部分，没有任何东西独立存在。

从定义上讲，自然的创造力漫无目的。虽然进化的结果并非随机（正如生物学家正确论证的那样，因为它们遵循一条可预测的幸存路径），但这种产物仅仅是一个幸运的意外。它是一种偶然的交汇，即随机突变遇到了合适的环境条件，从而获得了优势。由于突变和环境是非理性的物理变量，这一过程仍然是盲目的，最终也漫无目的。

自然主义者说，进化过程的高明骗局就在于让我们误以为它是有意向性的。路易斯会说，由此推论，这个骗局也让自然主义者误以为他是通过推理规则，有意识地思考出了自然主义。

刺激/反应的必然性

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在自然主义范式内，认知完全可以还原为盲目的物理事件。以这种方式定义的脑部活动不能产生基于根据/推论模式的结论。神经冲动受进化和物理定律支配，而不是逻辑规则。理性的“根据/推论”被还原为物质的“刺激/反应”。

推论——“因为科学证据，自然主义必然是真的”——不再是一次真正的洞察力飞跃，而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必然：一个神经冲动引起前一个神经冲动，像打嗝或打哈欠一样无心。在这种观点下，精神不再是“看”到一个真理，而仅仅是在经历一次物质反应。路易斯论证说，如果这种确定性“仅仅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感觉，而不是对超越它们的现实的真正洞察——如果它仅仅代表了我们思维恰好运作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无法拥有知识”。[5]

量子漏洞？

有些人试图利用量子不确定性为理性推论寻找空间，但用量子涨落取代物理定律并不能纠正这一过程的盲目性或无目的性。最终，无论我们的思维是由化学决定的，还是从波函数的坍缩中浮现的，它们仍然是非理性活动的结果。我们在根据前提“看”到真理的体验，受物质支配。物质既看不见也不知道。物质只是存在着。

在这个系统中，理性思维无法超越任何其他冲动的水平。我们形成信念的体验（比如相信自然主义是真的信念），其效力并不比打嗝或打哈欠更高。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认知”的行为被消解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

自然主义者的圣地

有些自然主义者试图拥抱虚无。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将自然主义描述为一种“万能酸”，它蚀刻了我们关于心灵和意义的所有概念。[7]对他来说，理性完全可以用进化算法来解释——一堆由盲目安排的“吊车”，没有超自然的“空中钩子”来保证其准确性。我们诉诸外部逻辑系统来验证结论的体验是一种错觉。

然而，他依赖“吊车”和“算法”这些词透露出一种微妙的讽刺：这些词暗示了设计和目的——这些概念在任何无意识的事物中都没有立足之地。他被困在必须借用属于精神的语言来论证精神并不存在。毕竟，看穿一个幻觉也是需要精神的。如果丹尼特想要做出任何断言，他的酸就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必须保护某些理性的“圣地”免受自然主义腐蚀效应的影响。别搞错了，即使只是租来的，他也在使用“空中钩子”。

意想不到的锚

正是这个难题，在我处于灵性怀疑的季节里，为我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锚。我意识到，为了信任我对神存在的怀疑，我必须预设我的推理能力。无神论自然主义没有为这一假设提供依据；事实上，如前所述，它在积极地削弱它。然而，信任我的推理能力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没有它，我无法信任任何东西，甚至无法信任我的怀疑！我陷入了一场怀疑论的“衔尾蛇”中——一个无限的循环，我的思想试图用它刚刚宣布为可疑的推理过程来证明它的怀疑是合理的。

达尔文的不一致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陷入了这个无尽的循环中。虽然他承认自己无法摆脱宇宙“并非偶然结果”的“内在信念”，但他明白他的理论削弱了他对这类想法的信心：

“对我来说，总是会产生那种可怕的怀疑：从低等动物发展而来的人类心理所形成的信念，是否具有任何价值，或者是否值得完全信赖。如果猴子的心理中有任何信念，难道会有人信任它的信念吗？” [8]

然而，像丹尼特一样，达尔文也将精神的某些方面从他自己的理论中豁免了出来。他至少必须拯救一个信念——即相信他的自然主义是真的。

路易斯的连贯性

年轻时的路易斯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同样被自然主义中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所困扰，特别是当他将其应用到推理过程本身时。他意识到，如果他想维持抽象思维，在顺从逻辑时能“给出无可争辩的真理”，那么思维就不能是一个完全依赖物质作用的事件。[9]再说一次，物质对于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无所知。如果我们的推理完全可以还原为本质上不推理的东西，那么前者不过是“喧嚣与骚动”。

宇宙之道（Logos）

我们的推理能力并不是某种由数百万年盲目生物过程制造出来的、是我们抛向世界并以此理解它的武断之网。这种盲目的偶然性杀死了我们的认知信心。它直接把我们引向切斯特顿所说的“思想自杀”。他写道：

“理性本身就是一个信仰问题。断言我们的思想与现实有任何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行为。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怀疑论者，你迟早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任何事情都会正常发生？甚至是观察和推论？为什么正确的逻辑不能像错误的逻辑一样具有误导性？它们不都是一只困惑的类人猿大脑里的活动吗？’年轻的怀疑论者说：‘我有权为自己思考。’但老怀疑论者，完整的怀疑论者说：‘我没有权利为自己思考。我根本没有权利思考。’” [10]

正如达尔文和丹尼特所示，即使是最严格的自然主义者，如果他想维持思考的权利，也绝对应允许某种东西入侵他那个自洽的物理系统。某种非物理的东西必须在恰当的时刻冲进来，拯救他的推理。即使是他，如果想继续思考，也必须在某个点上允许“非物理的一只脚涉足其中”。

路易斯总结说，理性必须是独立存在的，而不能仅仅是哲学自然主义所宣称的那种宏伟但盲目的进化过程的产物。在这种情境下，再多的“宏伟”也救不了我们的推理。他写道：

“在思维严格符合逻辑的地方，它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必须不是我们的，而是宇宙的或超宇宙的。它必须不是封闭在我们的脑袋里，而是已经在‘外面’了——在宇宙中或宇宙幕后：要么像物质自然一样客观，要么比它还要客观。除非我们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幻觉，否则我们必须坚持，在思考中我们不是将理性解读进一个非理性的宇宙，而是对一个始终充满着理性的宇宙做出回应。” [11]

此外，他指出，我们的“理性是自然界中小小的泄密裂缝，表明在她之外或幕后还有某些东西”。[12]它是连最坚定的自然主义者在某些时刻也不得不依赖的入侵力量。这为其他神迹打开了大门，包括路易斯所说的“伟大的神迹”——基督的道成肉身，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是一次更宏大的入侵。

围困

唯有精神产生精神，唯有理性产生理性。在我自己与这种可怕怀疑的斗争中，我开始看到，在我使用的思想背后，必然有一个思想——即使在我用我的思想去怀疑那个思想的存在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美丽的讽刺：我们唯一能用来逃避神的那个功能，恰恰证明了神是无可逃避的。他已经围困了我们。

每当我受到怀疑主义的诱惑时，我都会竭尽全力紧紧抓住这个论据，因为它指向了比“怀疑”这一行为本身更根本的东西。

他确实在我们前后围困了我们。我想我们可以和诗篇作者一起说：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13]

即便我们在自然主义的深渊下榻，他也在那里。

注释

[1] G.K. 切斯特顿，《圣托马斯·阿奎那》（G.K. Chesterton, St. Thomas Aquinas），纽约米尼奥拉：多佛出版公司，2009年，第95页。

[2] C.S. 路易斯，《神迹：初步研究》（C.S. Lewis, Miracles: A Preliminary Study），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1996年，第20页。

[3] 同上，第21页。

[4] 同上，第6页。

[5] 同上，第21页。

[6] 罗杰·彭罗斯爵士（Sir Roger Penrose）认为意识产生于波函数的坍缩；然而，这仍然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学解释。在他的设定中，我们的思想是由数学上的必然性决定的；因此，它们依然是因果驱动的物理事件。这仍然对“根据/推论”推理的有效性构成了挑战，因为我们的推论依然是一个非理性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洞察。

[7] 丹尼尔·C·丹尼特，《达尔文的危险思想：进化与生命的意义》（Daniel C.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95年，第63页。

[8] 查尔斯·达尔文致威廉·格雷厄姆，1881年7月3日，信件编号13230，“达尔文通信项目”（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于2026年3月13日访问，网址：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ocId=namelookup/xml/DCP-LETT-13230.xml。

[9] C.S. 路易斯，《被喜悦所捕捉：我早年的生活形态》（C.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纽约：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第208页，Kindle版。

[10] G.K. 切斯特顿，《正统》（G.K. Chesterton, Orthodoxy），伦敦：约翰·雷恩公司，1908年，第25-26页，Kindle版。

[11] C.S. 路易斯，《基督徒的默想》（C.S. Lewis, Christian Reflections），沃尔特·胡珀编，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2014年，第80页，Kindle版。

[12] C.S. 路易斯，《神迹》，第44页。

[13] 诗篇 1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