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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要進行聯合抵制嗎?何時,如何?

基督徒要進行聯合抵制嗎?何時,如何?

基督徒應該經常出入星巴克、AT&T、家得寶、彭尼、迪斯尼、谷歌等一些特定品牌的公司嗎?隨着這一爭議不斷展開,基督郵報採訪了一些基督教領袖,請他們談談聯合抵制的問題,並思考這種方式是否符合耶穌所教導的成為「光與鹽」的誡命。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基督徒聯合抵制是明智且必要的,那麼如何才能讓其有效果。

基督徒成功的聯合抵制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實際上,基督教領袖們爭論說,由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在阿拉巴馬州對蒙哥馬利巴士公司的聯合抵制,被很多人認為是現代民權運動的開始。當時,非裔美國人是巴士公司的大多數顧客,但他們拒絕乘坐巴士或者站在巴士後面。於是巴士公司很快要求政府廢除巴士種族隔離法,因為公司的利潤銳減。

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的蒂姆(Tim Wildmon)稱,最成功的聯合抵制是極具針對性的。「你不可以聯合抵制整個世界。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家庭協會一般一次集中於一個,現在是針對家得寶,」蒂姆說,他的父親Don Wildmon領導過很多次聯合抵制。「思路是,如果你對一家公司的聯合抵制顯出效果,那麼在你接近其他公司的時候,它們會引起注意並聽取你的意見。」

一些基督教領袖指出,馬丁·路德·金並沒有一下子針對所有的種族隔離法,而是循序漸進。在20世紀中期的阿拉巴馬州,非裔美國人在很多方面被剝奪權利,但是他們在交通系統中有着力量,因為他們是乘客中的大多數。這些領袖說,基督徒聯合抵制的本質,是以一種特定、有針對性的方式使用現實的經濟力量。

「聯合抵制是在你窮盡所有其他途徑,比如合理的勸說之後才進行的,」蒂姆稱。「對於公司,我們只是請求他們在文化戰爭中保持中立,不要支持這邊或那邊。比如家得寶,他們積極參與全國的同性戀驕傲遊行。對於美國家庭協會來說,這越過了界線。我們不是那麼關心一家公司關於員工的內部事務。但是對於積極的財政支持,我們就覺得有問題了。比如,給「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Campaign)或「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等組織在財政上的奉獻。」

另一些基督教領袖們不太確定對公司的聯合抵制是否是好的見證。全國婚姻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arriage)曾因星巴克積極支持同性婚姻而發起「傾倒星巴克」運動,當時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神學系主任拉塞爾·摩爾(Russell Moore)不贊同這一計劃。他也是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的候任主席。

摩爾在一篇觀點文章中說:「我們不是通過讓企業徹底屈服來贏得這場爭論。我們會參與這場爭論,首先通過讓朋友和鄰舍們感到驚奇:為什麼我們不離婚,當配偶失去工作或健康時為什麼我們不分開。我們會參與這場爭論,當我們擁有一個更加高尚、更加神聖的性觀念,而不是把人看作是動物或機器。並且,我們大多數人,會參與這場爭論,當我們宣告婚姻背後的意義:基督與其教會的盟約。」

利伯緹大學校長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 Jr.)表示贊同:「聯合抵制是沒有效果的,只會耗費基督教組織的時間和金錢。它們是徒勞的,無效的。聯合抵制不是耶穌做事的方式。他是個木匠,經常和出了名的罪人在一起。」

美國女性關懷協會(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的主席潘妮(Penny Young Nance)說:「聯合抵制可以有效果,並且具有多方面的影響。」她在一篇基督郵報的觀點文章中稱:「一次最著名的勝利發生在1986年,當時美國家庭協會的聯合抵制,成功說服7-Eleven便利店停止發放《花花公子》和《閣樓》雜誌。2008年也是如此,美國家庭協會的一次聯合抵制讓麥當勞的一名主管退出了一個同性戀權利協會的董事會。我們贏得了道德上的勝利,但不總是能在社會大眾當中取得進展。但如果我們放棄爭論,那麼黑暗中將沒有光。」

好萊塢庫克電影公司(Cooke Pictures)的CEO菲爾·庫克(Phil Cooke)說,基督徒不應該冒險參與不規範的聯合抵制,因為這會損害基督徒的見證,成效卻很小。「聯合抵制應該是最後的選擇--只在當其他可能的方式都失敗之後。」

「顯然,文化當中有要決一死戰的問題,如果協商、施壓以及其他方式都失敗了,聯合抵制是最後的選擇。但是記住--你必須要動員足夠的影響力,讓聯合抵制可以傷害到對方。但問題是,太多基督教組織動機錯誤,過早發動,或者不能動員足夠影響力來造成任何改變,最後以看起來很愚蠢的樣子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