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的决定会如何影响宗教自由？

专家表示，如果最高法院决定支持同性婚姻，其对宗教自由的影响将取决于其使用的意见用词。

对宗教自由最好的结果是法院裁定美国宪法并不要求所有州重新定义婚姻为包括同性伴侣在内的男女结合。但如果法院确实要求所有州重新定义婚姻，出现的一系列选择也可能会给各个州的宗教自由带来不同影响。

“如果法院要将保护性取向提升到保护种族主义者这样的高度，”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的高级法律顾问埃里克·斯坦利(Erik Stanley)告诉基督邮报说，“这可能在宗教自由方面对不承认同性婚姻为婚姻的个人和群体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补充说，“在宗教自由方面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法院裁定反对同性婚姻者为有敌意，正如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先前提出的两个决定建议所述。预计肯尼迪有望在这个月书写自己对同性婚姻的意见。”

“罗默诉埃文斯案件推翻了科罗拉多州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基于性取向的任何特殊法律地位。”肯尼迪写道，“提出该修正案除了属于敌意行为外，很难想出其他动机。”

而针对去年美国控诉温莎案件在同性婚姻方面的决定之一 ，肯尼迪写道，《婚姻防御法》禁止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这是同性夫妇头上的绿帽子，其动机是“不恰当的敌意”，伤害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群体。

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在他的异议中，批评肯尼迪没有提供证据表明两党制国会和总统比尔·克林顿通过法律时受同性恋者仇恨鼓动。

“对他们的这种投诉需要非同一般的证据，我本来以为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是为了放宽对法规的解释，”斯卡利亚写道。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法学院法学和政治学副教授约翰·易纳组(John Inazu)认为， 在最近的信仰角度论坛 ，这一决定对宗教自由的影响与法院意见书写的语言关联更大，而不是实际的法律推理。他举肯尼迪使用“敌意”这个单词为例。

“我的理解是，除法律依据外，就像‘敌意’和‘偏执’这样的单词，是否会带动宗教自由挑战的走向，”他在一个问＆答环节中说。

当别人要求进一步说明时，易纳组承认说法院的法律推理应该比其所用语言中的情感更有份量，但他表示，现实情况却完全不同。

“最高法院发表意见时，”他解释说，“就会产生法律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信号，我觉得，分析框架的修辞会给宗教自由的走向带来很大的区别。 ”

“最高法院在道德上有权威，道德权威体现在其使用语言和理论论据的字里行间，”易纳组说。

斯坦利补充说，如果法院不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定义婚姻，那对宗教自由最好的结果就取决于最高法院书写决定的方式，看其是否承认人们对婚姻存在不同观点。他例举了凯西与计划生育的案子。此意见由肯尼迪一同书写，法院肯定了堕胎辩论双方对计划生育根深蒂固的看法。

该意见书表示，“自由的中心就是自己有权利定义存在、意义、世界，以及人类奥秘生命的概念。”

宗教自由联盟机构(Institu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lliance)创始人和高级主管卡尔森斯坦利杰斯(Stanley Carlson-Thies)还鼓励说，如果法院选择重新定义婚姻，则在书写意见时将宗教自由最大化。

法院应特别提醒立法者和政府官员有义务保护宗教自由活动，其中包括保护受宗教信仰影响的学校、收养机构、宗教辅导计划，以及居住设施服务等基于信仰的组织发起的活动和服务。” 他周四写道 。“然后，联邦、州和地方官员可以开始在同性婚姻方面对宗教自由给予保护，这具有挑战但非常重要。”

虽然一些牧师和宗教领导人最近承诺说，法院如果重新定义了婚姻，就发起民事抗议。但斯坦利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未来就摆在我们眼前。例如，牧师不会被要求主持同性婚礼，教堂不会被要求在自己的财产里为同性婚姻举办仪式。

“教会和教会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宪法保护，”他提醒说。

然而，斯坦利确实鼓励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更好保护自己免受潜在诉讼，确保他们正式声明对婚姻的信念。例如，这些声明包括就业条件、设施利用政策和任务声明。

捍卫自由联盟与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创建了一份指南，帮助教会、教会学校和基督教事工拟定这份声明。

卡尔森杰斯也给信仰团体提出了类似建议。

“不管最高法院裁定如何，信仰组织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检查其发表或未发表的政策和措施，并确保这些符合并扎根于声称引导机构的宗教信仰。这在法律上很重要：如果法官和其他观察员无法辨认你反文化行为的原因是出于宗教信仰，那么宗教机构很难轻易地得到宗教自由的保护，”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