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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1:宗教与更加健康间惊人的科学联系

7比1:宗教与更加健康间惊人的科学联系

试想一位医生,她为你测量血压、称体重,并询问你的饮食、饮酒和运动情况。她深知确凿的事实:肥胖缩短寿命,吸烟缩短寿命,缺乏运动同样缩短寿命。因此,她对这些无所不谈。

现在再试想,她读过另一大批研究,其发现与上述结果同样惊人,这些研究指向一个与延长寿命、减少成瘾和更健康行为相关的因素。

而她却只字不提。

没有建议,没有转诊,甚至一句都不问。

这大致就是美国医学界对待宗教的现状。

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一直将宗教视为要么与健康无关,要么属于过于私密、争议,或涉及宪法微妙原则的课题,因而不宜作为医疗健康的一部分来讨论。在一个致力于宗教自由和政府中立的国家,这种谨慎可以理解。但公共卫生理应遵循证据,即便证据出人意料或令人不适。而关于这一课题的证据绝非微不足道。

现在的年轻一代报告了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宗教归属率。皮尤(Pew)研究中心发现,无宗教信仰者已从2007年占美国成年人的16%攀升至如今的近29%。

这应当引发我们的好奇。

在惠特利研究所(Wheatley Institute)的一项新综述中,我们分析了源自牛津大学三卷本《宗教与健康手册》(Handbooks of Religion and Health)的发现,这些手册涵盖了该领域现存最优秀的学术研究。在针对15个身体健康领域的1069项高质量研究中,有876项发现宗教参与和身体健康之间存在正向关联,124项发现了负向关联。

比例大致为7比1。

最强烈的信号恰恰来自美国医学界投入时间和金钱最多的领域。在关于吸烟的高质量研究中,正向发现与负向发现的数量比约为90比1;在药物滥用和成瘾方面,该比例为43比1;在死亡率和长寿方面,为15比1。

此外,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JAMA Internal Medicine)上的一项最常被引用的研究,对超过74000名女性进行了长达16年的随访,结果发现,每周参加宗教仪式超过一次与研究期间死亡风险降低33%相关。这种幅度的效应量通常会成为头条新闻。

为什么宗教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这并非因为信仰取代了医学,解释要简单得多。

宗教社群塑造了行为、身份认同和问责机制。它们建立了持续数十年而非数周的关怀网络,这绝非年度体检的短暂时间所能比拟。宗教社群为人们提供了应对压力的仪式、服务他人的理由,以及在生活崩塌时能被接纳、被了解的安全港湾。在重大研究中,即便研究人员控制了社会支持、健康行为和公民参与等变量,参加宗教仪式带来死亡率方面的益处依然存在。世俗社群同样能促进健康,尤其是通过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但宗教是极少数能在人的一生中,将这些支持整合在同一个地方的制度化保障之一。

这让我们回到了医生的话题。当医生就GLP-1药物向超重患者提供咨询、劝导吸烟者戒烟、或建议久坐不动的患者多散步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冒犯。我们期望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然而,面对数十年将参与宗教与延长寿命、降低慢性病死亡率联系在一起的数据,同样的医生在提及宗教益处时可能显得犹豫不决,即便他们的患者此时正极需这些益处。

一种更好的方法应当是自愿、基于证据且多元化的。应当鼓励医生敏锐地询问患者是否从精神或宗教社群中获得支持——就像他们询问运动、饮食,或者询问术后家里是否有人照顾一样。当信仰组织能够证明其具有可衡量的健康益处并尊重患者选择时,应当有资格作为伙伴获得全人关怀(whole-person-care)资金的支持。当患者需要这种支持时,医院和诊所应当能够帮他们对接院牧或值得信赖的本地信仰社群。

对于数百万美国人而言,信仰早已是他们戒除酗酒、克服成瘾、忍受慢性疼痛、照顾年迈父母,以及在医疗系统无能为力时继续前行的力量泉源。美国的健康危机无法靠任何单一干预手段解决——锻炼不行,饮食不行,宗教也不行。但一个切实致力于延长美国人寿命的公共卫生系统,应当停止忽视这个我们所拥有的、最持久的意义、纪律和连接的源头之一。

医生不该传教,政府不该偏袒特定宗教。但全人关怀应当有足够的勇气,无论证据引向何方,都坚持遵循证据。

希玛·巴拉达兰·鲍曼(Shima Baradaran Baughman),杨百翰大学法学院伍德拉夫·J·迪姆教席教授及宗教杰出研究员。 洛伦·D·马克斯(Loren D. Marks)是杨百翰大学教授,“美国家庭与信仰”项目联合主任。 哈罗德·G·柯尼格(Harold G. Koenig),医学博士(M.D.)、健康科学硕士(M.H.Sc.),杜克大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及医学副教授,并担任杜克大学灵性、神学与健康中心创始主任。 保罗·兰伯特(Paul Lambert)是杨百翰大学惠特利研究所“宗教与人类繁荣倡议”项目教授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