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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1:宗教與更加健康間驚人的科學聯繫

7比1:宗教與更加健康間驚人的科學聯繫

試想一位醫生,她為你測量血壓、稱體重,並詢問你的飲食、飲酒和運動情況。她深知確鑿的事實:肥胖縮短壽命,吸煙縮短壽命,缺乏運動同樣縮短壽命。因此,她對這些無所不談。

現在再試想,她讀過另一大批研究,其發現與上述結果同樣驚人,這些研究指向一個與延長壽命、減少成癮和更健康行為相關的因素。

而她卻隻字不提。

沒有建議,沒有轉診,甚至一句都不問。

這大致就是美國醫學界對待宗教的現狀。

幾十年來,政策制定者一直將宗教視為要麼與健康無關,要麼屬於過於私密、爭議,或涉及憲法微妙原則的課題,因而不宜作為醫療健康的一部分來討論。在一個致力於宗教自由和政府中立的國家,這種謹慎可以理解。但公共衛生理應遵循證據,即便證據出人意料或令人不適。而關於這一課題的證據絕非微不足道。

現在的年輕一代報告了美國歷史上最低的宗教歸屬率。皮尤(Pew)研究中心發現,無宗教信仰者已從2007年占美國成年人的16%攀升至如今的近29%。

這應當引發我們的好奇。

在惠特利研究所(Wheatley Institute)的一項新綜述中,我們分析了源自牛津大學三卷本《宗教與健康手冊》(Handbooks of Religion and Health)的發現,這些手冊涵蓋了該領域現存最優秀的學術研究。在針對15個身體健康領域的1069項高質量研究中,有876項發現宗教參與和身體健康之間存在正向關聯,124項發現了負向關聯。

比例大致為7比1。

最強烈的信號恰恰來自美國醫學界投入時間和金錢最多的領域。在關於吸煙的高質量研究中,正向發現與負向發現的數量比約為90比1;在藥物濫用和成癮方面,該比例為43比1;在死亡率和長壽方面,為15比1。

此外,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內科學》(JAMA Internal Medicine)上的一項最常被引用的研究,對超過74000名女性進行了長達16年的隨訪,結果發現,每周參加宗教儀式超過一次與研究期間死亡風險降低33%相關。這種幅度的效應量通常會成為頭條新聞。

為什麼宗教會對身體健康產生影響?這並非因為信仰取代了醫學,解釋要簡單得多。

宗教社群塑造了行為、身份認同和問責機制。它們建立了持續數十年而非數周的關懷網絡,這絕非年度體檢的短暫時間所能比擬。宗教社群為人們提供了應對壓力的儀式、服務他人的理由,以及在生活崩塌時能被接納、被了解的安全港灣。在重大研究中,即便研究人員控制了社會支持、健康行為和公民參與等變量,參加宗教儀式帶來死亡率方面的益處依然存在。世俗社群同樣能促進健康,尤其是通過志願服務和社區服務,但宗教是極少數能在人的一生中,將這些支持整合在同一個地方的制度化保障之一。

這讓我們回到了醫生的話題。當醫生就GLP-1藥物向超重患者提供諮詢、勸導吸煙者戒煙、或建議久坐不動的患者多散步時,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冒犯。我們期望他們提出這些問題。然而,面對數十年將參與宗教與延長壽命、降低慢性病死亡率聯繫在一起的數據,同樣的醫生在提及宗教益處時可能顯得猶豫不決,即便他們的患者此時正極需這些益處。

一種更好的方法應當是自願、基於證據且多元化的。應當鼓勵醫生敏銳地詢問患者是否從精神或宗教社群中獲得支持——就像他們詢問運動、飲食,或者詢問術後家裡是否有人照顧一樣。當信仰組織能夠證明其具有可衡量的健康益處並尊重患者選擇時,應當有資格作為夥伴獲得全人關懷(whole-person-care)資金的支持。當患者需要這種支持時,醫院和診所應當能夠幫他們對接院牧或值得信賴的本地信仰社群。

對於數百萬美國人而言,信仰早已是他們戒除酗酒、克服成癮、忍受慢性疼痛、照顧年邁父母,以及在醫療系統無能為力時繼續前行的力量泉源。美國的健康危機無法靠任何單一干預手段解決——鍛煉不行,飲食不行,宗教也不行。但一個切實致力於延長美國人壽命的公共衛生系統,應當停止忽視這個我們所擁有的、最持久的意義、紀律和連接的源頭之一。

醫生不該傳教,政府不該偏袒特定宗教。但全人關懷應當有足夠的勇氣,無論證據引向何方,都堅持遵循證據。

希瑪·巴拉達蘭·鮑曼(Shima Baradaran Baughman),楊百翰大學法學院伍德拉夫·J·迪姆教席教授及宗教傑出研究員。 洛倫·D·馬克斯(Loren D. Marks)是楊百翰大學教授,「美國家庭與信仰」項目聯合主任。 哈羅德·G·柯尼格(Harold G. Koenig),醫學博士(M.D.)、健康科學碩士(M.H.Sc.),杜克大學精神病學與行為科學教授及醫學副教授,並擔任杜克大學靈性、神學與健康中心創始主任。 保羅·蘭伯特(Paul Lambert)是楊百翰大學惠特利研究所「宗教與人類繁榮倡議」項目教授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