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士妈妈们希望教会明白的事

当教会考虑支持宣教士时，话题通常集中在代祷、资金和事工机会。这些固然重要。但在访谈全球各地宣教士妈妈们（包括在偏远地区、封闭文化环境中服事以及从事后勤支持角色者）时，一个需求被反复提及：关怀宣教士家庭自身。

受访的妈妈们述及诸多普遍预期的挑战：语言学习、文化适应、疾病以及远离家人。但她们也谈到教会最擅长提供帮助的领域：确保宣教士家庭长期获得联络、鼓励与支持。

数名女性描述了海外生活令人不堪重负的时期。出于安全考虑被化名为“B”的宣教士在某一亚洲国家服事。她将跨文化生活形容为“持续的未知状态”。在本国极为寻常的日常情境，在另一种文化往往需要额外思考。父母在帮助子女应对同样问题的同时，自身也必须不断摸索各方期许、习俗与社会规范。

“这是一种不同于国内压力或忙碌的疲惫，”B说，“这是更深层的疲惫。”

这种疲劳不一定会体现在事工简报中。这也是与支持教会建立长期关系至关重要的主因之一。

海蒂·格林劳（Heidi Greenlaw）曾随 Ethnos360 机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纳库伊人中抚养六个孩子度过多年。在她看来，教会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方式，是理解艰难时期并不自动意味着宣教士家庭应当离开宣教工场。

“宣教士们有时需要坚守的鼓励——不是施加压力，而是鼓励其寻求主并在困境中坚忍，”她说。

格林劳理解支持者为何通常做出这种反应。当教会听说健康问题、孤独或家庭挣扎时，本能往往是让宣教士回国。

但格林劳表示，宣教士也需要有人陪伴度过这些时期——有人愿意代祷、倾听，并鼓励其继续寻求上帝指引，而非认定每一次困境都意味着该离开了。

数名母亲指出另一个往往较少受到关注的挑战：帮助宣教士子女应对跨文化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服事的娜塔莉·汉森（Natalie Hansen）说，她的子女有时觉得无论身在何处自己都是外人。

在村庄里，他们与周围当地儿童不同。当他们回到国籍国时，往往发现表亲与同龄人早已建立多年友谊与共同记忆，而自己缺席其中。

“我们帮助他们说了无数次再见，”汉森说，“然后回到母国，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如此多的家庭生活。”

宣教士子女返回国籍国时，往往经历逆向文化冲击。即便其容貌与言语与当地其他孩童无异，其生命却是在另一个地方被塑造的。

格林劳认为，教会在缓解这一过渡期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她说，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是在宣教士家庭回国述职时，帮助宣教士子女迅速建立友谊。“在开学前邀请他们来家里。帮助他们加入运动队或青年小组。帮助他们快速建立友谊，”她说。

这些努力的分量，有时超出教会想象。

格林劳说，当儿童和青少年在返回国籍国期间感到挣扎时，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巨大压力。相反，当孩子感受到欢迎与接纳时，整个家庭的过渡往往更顺利。

汉森也给出了类似建议。

“请邀请我们的孩子并关爱他们，”她说，“在我们回国述职时，接纳他们本来的样子，让他们和你们的孩子一起玩耍。”

这些母亲也谈到了孤独，尽管其形式不一定如人们所料。数人描述了每天虽然被众人环绕，却依然感到孤立无援的状态。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与多年老友疏远，使得她们很难建立曾经驾轻就熟的人际关系。

B说，孤独有时源于无法顺畅沟通以至于无法被完全理解。“摆脱孤独的路径感觉异常艰难，”她说。

这就是为何来自教会的简单举动会如此有分量。一通电话、记住生日、在定期事工简报之外嘘寒问暖。这些细微举动能提醒宣教士，其价值不仅在于所做工作，更在于他们自身。

这些访谈反映出的最明确主题或许是：宣教士家庭希望教会首先将他们视为家庭，其次才是宣教士。

他们的子女仍需要友谊，他们的婚姻仍需要鼓励，那些母亲仍像许多基督徒母亲一样，在同样的恐惧与问题中挣扎。

“我认为宣教士母亲的身份与任何基督徒女性的母亲身份非常相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尤人中服事的德文·艾姆斯（Devon Ames）说，“我们与恐惧、内疚和不安全感博弈，也经常质疑为子女做出的选择从长远来看是否真正正确。”

环境或许不同，许多潜在担忧却别无二致。

对于想要加强全球宣教的教会而言，结论相当简单。支持宣教士不仅意味着资助项目或关注事工报告，还意味着投资于从事这些工作之家庭的健康。

有时，这表现为鼓励疲惫的宣教士在艰难时期继续寻求上帝；有时，这意味着在回国述职期间帮助宣教士子女寻找朋友；有时，它简单到只是维持一段横跨万里之遥的真实关系。

这些事无一会出现在事工统计数据中。但若这些妈妈们言之有理，这或许便是教会所能提供的最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