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歡的護教論據（以及為什麼它不是你以為的那一個

「如果一個人覺得他自己思想的所有活動都是毫無意義的，那麼他的思想就是無意義的，他本人也是無意義的；試圖去發現他的意義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大多數徹底的懷疑論者之所以能活下來，是因為他們既不徹底，也不真的懷疑一切。」 —— G.K. 切斯特頓，《聖托馬斯·阿奎那》（G.K. Chesterton, St. Thomas Aquinas），1933年[1]

你有最喜歡的護教論據嗎？學生們經常這樣問我，而我的回答總是毫不猶豫的「有」。這是一個我非常喜歡討論的話題，特別是與那些剛接觸這一領域的人。雖然從整體來看，它也許並不能為神的存在提供最強有力的證明——「累積論據」（cumulative case）才是真正最強大的——但對我個人而言，它無疑是最有意義的一個。

我最喜歡的是理性論據（Argument from Reason），這一論據最著名的表述者是 C.S. 路易斯（C.S. Lewis，在他的著作《神跡》Miracles中）和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在他的「反對自然主義的演化論據」中）。這一辯護關注的是推理過程本身的合法性，本質上是在驗證「論證」這一行為本身。然而，它的難點在於它離我們太近了。我們如此徹底地沉浸在推理過程中，以至於不僅容易忽略它，而且在我們試圖觀察它的那一刻，它會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悖論：我們無法跳出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必須使用我們正在調查的那個功能來進行這項調查。

路易斯 vs. 普蘭丁格

雖然路易斯和普蘭丁格的構想有重疊之處——兩者都關注哲學自然主義的自我擊敗性——但我更偏好路易斯的方法，因為它更深入地挖掘了人類理性的根基，其結論也更為深遠。普蘭丁格關注的是如果大腦是盲目進化的產物，推理就是不可靠的；而路易斯考察的是，如果這種推理完全依賴於非理性的物質，邏輯本身是否還有效。

此外，路易斯論證說，如果我們能真正使用邏輯得出結論，我們就不是生活在自然主義所主張的封閉物理系統中。這個「缺口」隨後開啟了神跡的可能性。雖然我會在兩種構想之間穿插（因為它們是哲學上的表親），但我將主要集中在路易斯的方法上。

根據/推論式思維（Ground/consequent thinking）

在《神跡》一書中，路易斯首先指出，關於世界，「除了我們自己的直接感覺之外」，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特別是關於科學的一切，都是推論出來的。[2]他寫道：「我們從化石推論出進化論」，「我們從解剖室里其他類似生物的頭骨中發現的東西，推論出我們自己大腦的存在」。[3]當我們這樣推理時，我們的推論遵循一種根據/推論模式：因為我們在其他像我們一樣的生物頭骨中發現了大腦（根據），我們得出結論，我們自己也必須擁有大腦（推論）。更重要的是，每當我們斷言一個推論的真實性時，我們都預設了這種推理模式的有效性。

然而，如果嚴格的自然主義是真的，我們還能做這樣的假設嗎？自然主義堅持認為，正如路易斯所寫，「自然是整場戲」——一個完全根據自然原因和法則自行運作的封閉物理系統，不依賴於任何超自然的力量。[4] 這樁「戲」包括我們的推理能力，它本身是通過進化由這些相同的自然過程所塑造。在這種觀點中，現實沒有「外部」；除了這些基本的物質部分，沒有任何東西獨立存在。

從定義上講，自然的創造力漫無目的。雖然進化的結果並非隨機（正如生物學家正確論證的那樣，因為它們遵循一條可預測的倖存路徑），但這種產物僅僅是一個幸運的意外。它是一種偶然的交匯，即隨機突變遇到了合適的環境條件，從而獲得了優勢。由於突變和環境是非理性的物理變量，這一過程仍然是盲目的，最終也漫無目的。

自然主義者說，進化過程的高明騙局就在於讓我們誤以為它是有意向性的。路易斯會說，由此推論，這個騙局也讓自然主義者誤以為他是通過推理規則，有意識地思考出了自然主義。

刺激/反應的必然性

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在自然主義範式內，認知完全可以還原為盲目的物理事件。以這種方式定義的腦部活動不能產生基於根據/推論模式的結論。神經衝動受進化和物理定律支配，而不是邏輯規則。理性的「根據/推論」被還原為物質的「刺激/反應」。

推論——「因為科學證據，自然主義必然是真的」——不再是一次真正的洞察力飛躍，而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必然：一個神經衝動引起前一個神經衝動，像打嗝或打哈欠一樣無心。在這種觀點下，精神不再是「看」到一個真理，而僅僅是在經歷一次物質反應。路易斯論證說，如果這種確定性「僅僅是我們心中的一種感覺，而不是對超越它們的現實的真正洞察——如果它僅僅代表了我們思維恰好運作的方式——那麼我們就無法擁有知識」。[5]

量子漏洞？

有些人試圖利用量子不確定性為理性推論尋找空間，但用量子漲落取代物理定律並不能糾正這一過程的盲目性或無目的性。最終，無論我們的思維是由化學決定的，還是從波函數的坍縮中浮現的，它們仍然是非理性活動的結果。我們在根據前提「看」到真理的體驗，受物質支配。物質既看不見也不知道。物質只是存在着。

在這個系統中，理性思維無法超越任何其他衝動的水平。我們形成信念的體驗（比如相信自然主義是真的信念），其效力並不比打嗝或打哈欠更高。因此，在這樣一個世界裡，「認知」的行為被消解為一種毫無意義的空虛。

自然主義者的聖地

有些自然主義者試圖擁抱虛無。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將自然主義描述為一種「萬能酸」，它蝕刻了我們關於心靈和意義的所有概念。[7]對他來說，理性完全可以用進化算法來解釋——一堆由盲目安排的「吊車」，沒有超自然的「空中鈎子」來保證其準確性。我們訴諸外部邏輯系統來驗證結論的體驗是一種錯覺。

然而，他依賴「吊車」和「算法」這些詞透露出一種微妙的諷刺：這些詞暗示了設計和目的——這些概念在任何無意識的事物中都沒有立足之地。他被困在必須借用屬於精神的語言來論證精神並不存在。畢竟，看穿一個幻覺也是需要精神的。如果丹尼特想要做出任何斷言，他的酸就不可能是萬能的；他必須保護某些理性的「聖地」免受自然主義腐蝕效應的影響。別搞錯了，即使只是租來的，他也在使用「空中鈎子」。

意想不到的錨

正是這個難題，在我處於靈性懷疑的季節里，為我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錨。我意識到，為了信任我對神存在的懷疑，我必須預設我的推理能力。無神論自然主義沒有為這一假設提供依據；事實上，如前所述，它在積極地削弱它。然而，信任我的推理能力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沒有它，我無法信任任何東西，甚至無法信任我的懷疑！我陷入了一場懷疑論的「銜尾蛇」中——一個無限的循環，我的思想試圖用它剛剛宣布為可疑的推理過程來證明它的懷疑是合理的。

達爾文的不一致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也陷入了這個無盡的循環中。雖然他承認自己無法擺脫宇宙「並非偶然結果」的「內在信念」，但他明白他的理論削弱了他對這類想法的信心：

「對我來說，總是會產生那種可怕的懷疑：從低等動物發展而來的人類心理所形成的信念，是否具有任何價值，或者是否值得完全信賴。如果猴子的心理中有任何信念，難道會有人信任它的信念嗎？」 [8]

然而，像丹尼特一樣，達爾文也將精神的某些方面從他自己的理論中豁免了出來。他至少必須拯救一個信念——即相信他的自然主義是真的。

路易斯的連貫性

年輕時的路易斯作為一名無神論者，同樣被自然主義中這種結構性的缺陷所困擾，特別是當他將其應用到推理過程本身時。他意識到，如果他想維持抽象思維，在順從邏輯時能「給出無可爭辯的真理」，那麼思維就不能是一個完全依賴物質作用的事件。[9]再說一次，物質對於前提和結論之間的邏輯關係一無所知。如果我們的推理完全可以還原為本質上不推理的東西，那麼前者不過是「喧囂與騷動」。

宇宙之道（Logos）

我們的推理能力並不是某種由數百萬年盲目生物過程製造出來的、是我們拋向世界並以此理解它的武斷之網。這種盲目的偶然性殺死了我們的認知信心。它直接把我們引向切斯特頓所說的「思想自殺」。他寫道：

「理性本身就是一個信仰問題。斷言我們的思想與現實有任何聯繫，這本身就是一種信仰行為。如果你僅僅是一個懷疑論者，你遲早會問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任何事情都會正常發生？甚至是觀察和推論？為什么正確的邏輯不能像錯誤的邏輯一樣具有誤導性？它們不都是一隻困惑的類人猿大腦里的活動嗎？』年輕的懷疑論者說：『我有權為自己思考。』但老懷疑論者，完整的懷疑論者說：『我沒有權利為自己思考。我根本沒有權利思考。』」 [10]

正如達爾文和丹尼特所示，即使是最嚴格的自然主義者，如果他想維持思考的權利，也絕對應允許某種東西入侵他那個自洽的物理系統。某種非物理的東西必須在恰當的時刻衝進來，拯救他的推理。即使是他，如果想繼續思考，也必須在某個點上允許「非物理的一隻腳涉足其中」。

路易斯總結說，理性必須是獨立存在的，而不能僅僅是哲學自然主義所宣稱的那種宏偉但盲目的進化過程的產物。在這種情境下，再多的「宏偉」也救不了我們的推理。他寫道：

「在思維嚴格符合邏輯的地方，它在某種奇特的意義上必須不是我們的，而是宇宙的或超宇宙的。它必須不是封閉在我們的腦袋裡，而是已經在『外面』了——在宇宙中或宇宙幕後：要麼像物質自然一樣客觀，要麼比它還要客觀。除非我們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幻覺，否則我們必須堅持，在思考中我們不是將理性解讀進一個非理性的宇宙，而是對一個始終充滿着理性的宇宙做出回應。」 [11]

此外，他指出，我們的「理性是自然界中小小的泄密裂縫，表明在她之外或幕後還有某些東西」。[12]它是連最堅定的自然主義者在某些時刻也不得不依賴的入侵力量。這為其他神跡打開了大門，包括路易斯所說的「偉大的神跡」——基督的道成肉身，如果你願意的話，那是一次更宏大的入侵。

圍困

唯有精神產生精神，唯有理性產生理性。在我自己與這種可怕懷疑的鬥爭中，我開始看到，在我使用的思想背後，必然有一個思想——即使在我用我的思想去懷疑那個思想的存在時也是如此。這是一個美麗的諷刺：我們唯一能用來逃避神的那個功能，恰恰證明了神是無可逃避的。他已經圍困了我們。

每當我受到懷疑主義的誘惑時，我都會竭盡全力緊緊抓住這個論據，因為它指向了比「懷疑」這一行為本身更根本的東西。

他確實在我們前後圍困了我們。我想我們可以和詩篇作者一起說：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面？」 [13]

即便我們在自然主義的深淵下榻，他也在那裡。

注釋

[1] G.K. 切斯特頓，《聖托馬斯·阿奎那》（G.K. Chesterton, St. Thomas Aquinas），紐約米尼奧拉：多佛出版公司，2009年，第95頁。

[2] C.S. 路易斯，《神跡：初步研究》（C.S. Lewis, Miracles: A Preliminary Study），紐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1996年，第20頁。

[3] 同上，第21頁。

[4] 同上，第6頁。

[5] 同上，第21頁。

[6] 羅傑·彭羅斯爵士（Sir Roger Penrose）認為意識產生于波函數的坍縮；然而，這仍然是一種純粹的物理學解釋。在他的設定中，我們的思想是由數學上的必然性決定的；因此，它們依然是因果驅動的物理事件。這仍然對「根據/推論」推理的有效性構成了挑戰，因為我們的推論依然是一個非理性過程的副產品，而不是一種真正的理性洞察。

[7] 丹尼爾·C·丹尼特，《達爾文的危險思想：進化與生命的意義》（Daniel C.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紐約：西蒙與舒斯特出版公司，1995年，第63頁。

[8] 查爾斯·達爾文致威廉·格雷厄姆，1881年7月3日，信件編號13230，「達爾文通信項目」（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於2026年3月13日訪問，網址：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ocId=namelookup/xml/DCP-LETT-13230.xml。

[9] C.S. 路易斯，《被喜悅所捕捉：我早年的生活形態》（C.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紐約：霍頓·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第208頁，Kindle版。

[10] G.K. 切斯特頓，《正統》（G.K. Chesterton, Orthodoxy），倫敦：約翰·雷恩公司，1908年，第25-26頁，Kindle版。

[11] C.S. 路易斯，《基督徒的默想》（C.S. Lewis, Christian Reflections），沃爾特·胡珀編，紐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2014年，第80頁，Kindle版。

[12] C.S. 路易斯，《神跡》，第44頁。

[13] 詩篇 1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