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蘭德博士：為什麼那麼多美國青年憎恨自己國家的傳統？

問：為什麼如此多的美國青年顯然被引入歧途，讓他們鄙視美國的建立本身及其傳統呢？

過去幾個月中有許多美國人問我這樣的問題。這些責問者已然被我們如此多20多、30多歲的人弄得摸不着北了——為什麼這些20多、30多歲的人似乎如此輕易地拋棄了我的提問者所珍視那些豐富、意義非凡和極其重要的東西——美國的傳統，這傳統培養並促進了個人的人類尊嚴(「人人受造而平等」)，具有神所賦予的固有權利(「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種無價遺產，再加上清教徒「山上之城」的理想，為舊世界點亮了一條全新的自由新生之路，在兩個半世紀的時間裡，人們一直在珍惜和代代相傳，儘管這種理想經過多年的世俗化，包含了從林肯的 「人類最後的、最好的希望」，威爾遜的「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和國際聯盟的理想，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民主武器庫」和「四大自由」。當然，肯尼迪的就職言說中也飽含着這種美國「例外主義」：

……人的權利並非來自國家的慷慨，而是來自上帝恩賜……今天，我們不敢忘記我們是第一次革命的繼承者。讓我們的朋友和敵人同樣聽見我此時此地的講話：火炬已經傳給新一代美國人。這一代人在本世紀誕生，在戰爭中受過鍛煉，在艱難困苦的和平時期受過陶冶，他們為我國悠久的傳統感到自豪——他們不願目睹或聽任我國一向保證的、今天仍在國內外做出保證的人權漸趨毀滅。

讓每個國家都知道——不論它希望我們繁榮還是希望我們衰落——為確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勝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

這些就是我們的保證——而且還有更多的保證。

許多美國人，包括我在內，認為這段話也許是美國「例外主義」有史以來最雄辯的表達。與其說這是關乎權利、特權的主張，其實更在於犧牲和服務。「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路加福音12章48節）。

正是這種「例外主義」讓一位著名的移民而來的公民——一個「志願成為」美國人的亨利·基辛格——如此解釋美國，他說美國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一樣，都有其「利益」與「勢力範圍」，但美國也是一個「目標」，這目標就是「自由」。當有人嚮往並爭取自由，美國就有義務幫助他們，正如法國曾幫助我們贏得獨立戰爭那樣。

過去，絕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這點，現在，至少大部分美國人依然如此。這就是為什麼年長一些的美國人，還有許多青年人，被那些推倒雕像——不僅僅是邦聯領袖，還有華盛頓、傑佛遜並其他領袖雕像的數十起暴行震驚得目瞪口呆。

正當我寫作這篇專欄文章的時候，想起了自己在羅馬尼亞舉行一次以自由為主題的大會上發言後的感人經歷，當時他們剛剛在1989年推翻了齊奧塞斯庫殘忍恐怖的共產獨裁統治。會議討論了羅馬尼亞如何以對人權的極大敬意為基礎而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自治社會——「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當時，我與羅馬尼亞相當於美國司法部長的官員進行一對一的私人會談。他從辦公室的書架上取下一本書，打開，開始用英語朗讀：「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這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一段。然後他又讀了這段：「人人受造而平等，」然後他噙着熱淚對我說：「我們想要你們擁有的東西。」

那一刻，我意識到我犯了「熟視無睹之罪」。我們都聽過老生常談的「近之則不遜」。但我更相信，「熟視導致無睹。」 我們對真正不朽的事物變得熟視無睹，如果你視而不見的話，那就無法充分體會到有些事物到底竟如此非比尋常。

作為美國人，我們感到羞愧，因為我們常常熟視無睹地對待《獨立宣言》中體現的永恆真理，而這些真理確實是無價之寶，這些真理在1776年點燃的美國革命深深影響了此地並世界各地的人民，在他們心中點燃了自由之火。正是這些建國原則激勵着馬丁·路德·金博士呼籲他的同胞們實現我們的建國文獻中所闡述的理想——我們今天仍在繼續努力為更多的人實現這一訴求。

那麼，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的年輕人拒絕接受這種廣為接受的觀點，即這種觀點是一種真正光榮的遺產？在所有的人中，我們最幸運的是成為這一鼓舞人心傳統的繼承人。好吧，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邪惡的，另一個則只是醜聞而已。 

第一個原因是，一代人以來，太多因為意識形態和獨斷教條的緣故而拒絕美國傳統的激進分子已經進入公共教育領域，他們破壞並歪曲了我們的遺產。也許當前最邪惡並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紐約時報》的「1619工程」——企圖通過宣稱美國是在1619年「建國」而徹底重寫美國歷史的這種破壞性做法。

「1619工程」被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各個世代的嚴肅歷史學家們所拒斥。我極為傑出的普林斯頓歷史老教授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對其的批判是毀滅性的。

為什麼有人要把這種虛構歷史和這種對美國歷史顯然不準確並不着四六的解釋強加給美國學生呢？

這些人清楚，要想瓦解美國的憲政秩序，以社會主義和/或馬克思主義社會取而代之，就必須首先否定美國的起源，認其為非法，從一開始就受到種族主義的致命污染。

實際上，第一批奴隸可能在1619年登陸北美大陸，但第一批清教徒直到一年後才到達。清教徒的理想在塑造美國性格方面的作用遠遠大於奴隸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20世紀初曾指出：「美國是一個具有教會靈魂的國家」。

失去或被剝奪歷史的人，就等着被革命收割了。對美國來說，這一點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正確，因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是以血緣和土壤為基礎的國家，而是以《獨立宣言》(1776年)所體現的、並在《美國憲法》(1787年)中編纂和實施的一套思想和理念為基礎。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失去了對這些理念的忠誠，那麼離心力就會使我們四分五裂，美國就會被巴爾幹化，變成試圖冒充民族國家的幾個相互競爭集團。

我們的年輕成年人中拒絕接受我們傳統人數增加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有許多不知道的事情。他們在我們的公立學校中受到的教育明顯不足，而且他們無知得令人髮指。

赫希(E. D. Hirsch)在最近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糟糕的教學正在撕裂美國」）解釋了美國小學階段公共教育的分崩離析。赫希是暢銷書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暫譯為「文化素養：每個美國人都需要知道什麼」，1987年版)的作者。該書慷慨激昂地要求美國兒童要學習數以萬計的具體事實——其中主要是關於西方文明的內容——也許正因如此，所以赫希先生受到了「精英主義」的指控？

在這次採訪中，赫希透露，美國教育出現了嚴重的下滑——尤其是在小學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後，美國孩子的語言成績開始急劇下降。上世紀50年代，美國孩子的成績是世界第一。20世紀70年代，我們在國際成人識字調查中已降到第5位，90年代降到第14位。在21世紀，美國兒童在國際學生評估(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s)中的閱讀量從第15名下降到第24名。

赫希先生自稱「實際上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在他的新書How to Educate a Citizen（暫譯為「如何教育一個公民」）中，更新了早先的內容，並控訴美國公共教育的赤裸裸的失敗。赫希先生極力主張小學是「文化的製造者」，美國迫切需要建立「美國民族性」，小學的存在應該是「讓孩子成為好公民」。

美國的教育者們不是被洗腦了，就是對整整一代美國年輕人的服務嚴重不足。

要讓美國人重新致力於恢復我們獨特而寶貴的自由遺產，使之成為每個美國公民的共同經驗和認知，我想不出有比這更好的方式來紀念和慶祝憲法日(9月17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