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之怒行動」是正義之舉嗎？

特朗普總統已經啟動了針對極端恐怖分子集團的「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該集團自1979年以來一直掌控着統治伊朗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國家。自是以後，他們一直在整個中東和世界範圍內煽動恐怖主義與革命。

這一伊朗恐怖主義國家一直在殺害以色列人和美國人，還有不認同他們的伊朗同胞和伊斯蘭同胞。毛拉（編註：伊斯蘭宗教學者或宗教領袖）將美國貼上「大撒但」的標籤，將以色列貼上「小撒但」的標籤，並誓言摧毀這兩者。據多方報道，他們曾公開宣稱，伊朗可以「用一兩件原子武器完成希特勒未竟之事」——消滅猶太人。

以本國人民慘狀為代價，伊朗的毛拉們揮霍了該國可觀的石油財富，追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括核武器以及運載核武器的制導導彈。

為了在道德層面準確應對此類困境與危機，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發展出了「正義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以古希臘羅馬哲學、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等人的思想為基礎，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和托馬斯·阿奎那（公元1225-1274年）頒布了正義戰爭理論——界定了基督徒在何種情況下應當參與武裝衝突，以及參與衝突的可接受手段。

簡而言之，要件如下：

1）正當理由。這一要件排除了為獲取物質利益而進行的征服戰爭或復仇戰爭。「正當理由」不包括對其他國家公民的奴役。

2）必須是防禦性的。正義戰爭理論取消了進攻性戰爭的合法性。這並不意味着國家必須被動等待被襲擊。如果明確證據表明其他國家正在積極準備對你發起攻擊，則無需等待其採取實質行動。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埃及、敘利亞和約旦正在為攻擊以色列進行最後的準備。以色列先發制人，摧毀了尚在地面的埃及空軍，並在衝突的最初兩個小時內奠定勝局。

1941年12月，我父親是一名20歲的美國海軍水兵，當處於無線電靜默狀態下的日本特遣艦隊在未宣而戰襲擊珍珠港時，他正隨美國航母艦隊增援威克島。五角大樓的權威人士向我證實，如果美國特遣艦隊在距離珍珠港如此之近的地方遇到處於無線電靜默狀態的日軍，他們會將其視為敵對行為並做出相應的戰術回應。

3）最後手段。 在訴諸暴力之前，應盡一切合理的努力來解決衝突。但這並不要求無休止的拖延。

4）非戰鬥人員豁免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故意將平民作為打擊目標，如果可能的話，應格外謹慎以避免或儘量減少平民傷亡。

5）審慎判斷。武裝衝突所帶來的預期利益是否可能超過人類生命和苦難的代價？例如，如果當年那些將歐洲大陸拖入後來被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國政府能夠預見未來，很難想象他們還會點燃那場摧毀了整整一代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年輕人的可怕戰火。

將這些標準應用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干預，結論清晰：其符合正義戰爭的標準。特朗普總統和我國政府，以及我們的盟友以色列明確表示，我們已經多次嘗試非暴力倡議，隨後採取了有限的暴力行動（對伊朗核設施的打擊），而伊朗的毛拉們仍然公開挑釁。我推測，關鍵的轉折點在於，當伊朗談判代表公然吹噓他們仍然擁有大量濃縮核材料（足以在極短時間內——也許不到一個月——製造11枚原子彈）時。面對此種言論，我推測美國談判代表（我也確知以色列談判代表）的反應是：「夠了！時間已到。我們必須行動。」

特朗普總統授權使用致命武力，並聲明：「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把你們的國家還給你們。現在是你們從1979年劫持它的毛拉們手中奪回國家的契機。」

我無法確知，但我推測以色列方面可能表示過：「夠了。我們不能再冒險拖延下去了。美國，請與我們聯合行動，否則我們將被迫單幹。」 核心問題在於，如果不使用其自身的核武庫（他們確實擁有），以色列人就無法保證實現伊朗的無核化。這將涉及自1945年廣島和長崎以來首次在實戰中使用核武器。

必須始終銘記，「最深重的災難」（納粹屠猶）已經發生在猶太人身上。他們銘記。他們為防止此類慘劇重演，絕不允許手中擁有的任何資源被閒置。如果面臨的抉擇是「被核武毀滅」或「用核武毀滅對方」，伊朗必將遭到核打擊！應當指出，在過去的45天裡，毛拉政權可能已經屠殺了多達30,000名參與抗議的本國國民。

結論就是，抵抗侵略和恐怖主義是維持文明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

正如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大約兩個世紀前得出的結論：

「一個除了個人安全之外別無所求的人，是一個可悲的生物，他沒有機會獲得自由，除非有比他更優秀的人為他創造並維持這種自由。只要正義與不義在人類事務中爭奪主導地位的鬥爭尚未終止，人類就必須願意……在必要時，為了其中一方而與另一方進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