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當代七假神（第二部分）

在《十誡昨日與今日》(The Ten Commandments Yesterday and Today)一書中，曾任紐約市曼哈頓基督教會的牧師作者詹姆斯·波頓·考夫曼(James Burton Coffman)指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識別出了他那個時代的許多虛假神靈。布萊恩列出的清單包括：黃金、時尚、名譽、安逸、智慧、旅行、戰爭、激情、機會和飲酒。考夫曼寫道：「關於每一個和其他幾十個神靈，可以寫成卷帙浩繁的書。任何吸引靈魂注意力並在心中占據首要地位的事物，都是心靈中的神靈。第一條誡命明確指出，只有全能的上帝才是人類內心王座的合法權力者。除了全能的神自己，並無其他。」[1]

在之前的文章《當代七假神》中，討論了當代的三個神靈：人文主義、歷史主義和進化論科學。這種偶像崇拜很少被認作是偶像崇拜。當人們想到偶像時，他們通常會想到古代，人們對着被認為具有神力的奇形怪狀的半動物半人類石像跪拜。雖然這種形式的偶像崇拜在今天的西方文化中較為罕見，但在世界某些地方依然存在。然而，現代的偶像崇拜更加精緻。即使是自稱為基督徒的人也可能落入其掌握之中。

因此，約翰在他第一封書信中的警告：「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約翰一書5:21）。

以下是其他四個許多人奉獻其心靈的神靈。

瑪門

誰能誠實地否認金錢之愛在西方文化中以各種方式無所不在呢？

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費主義驅動的。產品新舊更替、最新科技、時尚潮流和奢侈品的不斷推陳出新，突顯了一個高度關注物質財富的社會。

全心全意追求財務成功，導致了普遍的工作狂現象，人們優先考慮職業和收入而非信仰和家庭。這體現在有些是自找的，有些是由僱主施壓的長時間的工作中。太多人過度工作，導致倦怠、心理健康問題和家庭及社會關係的削弱。

金錢在政治中經常扮演重要角色，大量來自富人和大公司的財務捐款影響着政治競選、政策和立法。這種影響經常破壞民主進程，以大多數人為代價推動有利於少數人的政策，削弱了公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

政府救助，如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救助，常被批評為用納稅人的錢拯救大金融機構和大公司。救助優先考慮強大實體的財務穩定，而不是普通人的福祉。它們是對政府資金的濫用，獎勵不負責任的行為和貪婪，破壞了正義和問責的偉大道德原則。

今天的許多政府福利創造了依賴性，雖然初衷良好，但往往無法解決貧困的根本原因。這些計劃常導致資金的濫用和缺乏個人責任感。它們延續了依賴循環和納稅人資金的濫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個人責任感和強烈的工作倫理。這樣的優先考慮財務利益和權力，而非道德治理和公共利益，反映了與聖經忠實管理原則相衝突的金錢濫用。

美國的醫療保健部門受到財務利益的顯著影響。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是醫療服務的高額費用。儘管關於醫療作為憲法權利和普及健康保險的辯論很多，但醫療部門如何為其高成本辯護仍是一個問題。如果其他行業像醫療界一樣收費，他們可能會被指控價格欺詐。醫療治療、藥品和醫療服務的高昂成本通常由保險公司、製藥公司和醫療提供者的利潤動機驅動。這種對利潤的關注導致成本膨脹、必要服務的減少，以及一個優先考慮財務利益而非病人護理和道德考量的醫療系統。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因追逐金錢而受到批評。學費的上漲和畢業後學生負擔的巨額債務，可以歸因於大學和私人貸款機構的財務利益。教育界對財務利益的熱衷導致了教育質量和可獲得性的下降，大學優先考慮收入而非教育學生的使命。

基礎設施項目導致了低效、腐敗和資源錯配，導致那些項目並不一定服務於公眾利益。所謂的「無處可去的大橋」是一個恰當的例子。計劃在阿拉斯加建造一座大橋，連接凱奇坎市(Ketchikan)和其位于格拉維納(Gravina)島上的機場，而島上人口稀少，交通有限。該項目預計獲得2.23億美元的聯邦資金，並在2005年的交通法案中獲得批准。這是「豬肉桶」支出的完美例子，即政府資金被分配給只惠及少數人的項目，對國民沒有意義。由於公眾對浪費支出的強烈反對，「無處可去的大橋」從未完成，成為政府揮霍公共資源的國家象徵。當利潤動機優先於真正的公眾需求和財政責任時，這反映了對瑪門的崇拜。

或許最糟糕、最令人髮指的例子是教會對瑪門的崇拜。教會，神的子民，竟如此嚴重違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的誡命，這是對時代的悲哀評論。

在現代教會中，繁榮福音，或「健康與財富」教義是一種廣泛信奉的信仰體系。它教導說，上帝希望每個信徒都有財務上的成功，並總是經歷身體上的健康，這可以通過信仰、積極的言辭和向特定教會捐款來實現。這種教義的虛假承諾是，上帝會獎勵那些有足夠信仰和忠誠的人以物質財富和健康的回報。

然而，這一教義的問題在於，它優先考慮積累金錢和財產，而非為自己在天堂積累財富。它將塵世的快樂、財富和舒適置於認識神、遵行神的旨意和視鄰人為己同等重要之上——這一點在正確認識和應用時可能代價不菲。

著名的美國神學家、牧師和作家約翰·派博(John Piper)明確表達了他對繁榮福音的強烈不滿。他毫不含糊地表示，這種福音「玷污了」基督的福音。每一個真正的基督傳道者都是這樣想的！[2]

耶穌關於金錢的教導一貫強調財富和物質主義的危險。他提倡慷慨，並信靠上帝來滿足人的需要。

新約聖經記載，有一天，耶穌遇到了一位富有的年輕人，問他必須做什麼才能承受永生。耶穌告訴他要遵守誡命，年輕人聲稱他從小就遵守了。耶穌隨後告訴他去變賣所有財產，分給窮人，然後跟隨他。聖經說，年輕人因為有很多財產而憂傷地離開了（馬太福音19:16-22，馬可福音10:17-22，路加福音18:18-23）。這個故事顯示了金錢之愛如何成為這個年輕人生活中的偶像，阻礙他完全獻身於神。他的財富對他來說，比他的屬靈健康和與主的關係更重要。

這才是真相，虔誠地跟隨基督可能會讓人變得貧窮，而不是富有。耶穌這樣教導金錢的正確地位：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馬太福音6:19-21）。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馬太福音6:24）

「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路加福音12:15）。

在馬太福音6:25-34中，耶穌通過一個關於富人的比喻對貪婪發出警告，一個富人積累了財富卻突然去世。這個人專注於今生，結果在面對造物主時毫無準備。在這段經文中，耶穌教導我們不要為物質需求擔憂，因為上帝知道所需的一切。相反，他敦促首先尋求神的國和他的義，承諾通過信賴上帝，所有其他塵世的需求將得到滿足。

國家

在當代諸多神靈之中，沒有哪個比國家更有影響力，也沒有哪個能獲得如此堅定的忠誠。國家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着具體而普遍的存在。人們常說道德無法立法，但這正是國家所做的。立法並不是在道德真空中進行的，每一項成為法律的立法倡議都是某種價值體系的編碼。

今天，國家變得無處不在，指揮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兒童的教育。國家在許多方面就像是現代的神靈，以一種與任何傳統神明相媲美的權威塑造人們的存在。

再一次，注意赫伯特·施羅斯堡(Herbert Schlossberg)博士在其著作《毀滅的偶像》(Idols for Destruction)中對國家所說的話：

「當戴克里先皇帝頒布其苛刻的301號法令，摧毀了古共和國僅存的幾項自由時，他通過稱自己和同僚是『全人類的警惕父母』來為此辯護。統治者們一直被扮演人民之父的角色所誘惑。A.P.勒納(A.P. Lerner)在為國家指導國民經濟辯護時，稱配給制為國家應對人民實行的一種『監護』形式，以『防止愚蠢的消費』。作為明智父母而不是報復性法官的國家形象對許多人來說很有吸引力。他們中也包括那些完全錯過了福音警告的教會當局：『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23:9）。父親不僅是權威的象徵，也是供養的象徵。『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馬太福音6:9，11）。指望國家提供食物是一種崇拜行為；我們理應向父母期待食物，而當我們將國家視為物質供應的來源時，我們對其行了偶像崇拜的禮。那些因吃了增多的餅和魚而飽足的群眾，準備接受基督作為他們的統治者，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因為這些供應。約翰·霍華德·約德(John Howard Yoder)正確地解讀了這一場景『發餅讓群眾稱耶穌為新摩西，作為他們一直在等待的提供者和福利之王』」。

「今日，父愛國家[如今許多人稱之為保姆國家]不僅養育其子民，還教育、安慰和約束他們，提供他們安全所需的一切。這似乎是對成年人的一種輕微侮辱，但實際上是一種大罪，因為它將國家從神賜的保護我們免受暴力的禮物變成了一個偶像。它為我們提供所有祝福，我們期待它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一旦我們墮落到這種程度……告訴國家官員管好自己的事已經沒有意義了。我們的整個生活都是他們的事。國家的父愛主義就像壞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永遠依賴他。這是一種邪惡的衝動。好父母培養孩子的獨立性，訓練他們做出負責任的決定，並知道不幫助他們擺脫依賴會傷害他們。父愛國家依賴於依賴性。當依賴者解放自己時，它就失去了權力。因此，它是寄生在它使之成為寄生蟲的那些人身上的。因此，國家及其依賴者一起走向毀滅」。

「當父愛提供的安全取代了正義成為國家的職能時，國家就停止提供正義了。偽父親不再對違法者執行判決，國家開始失去正義的好處。那些關心刑事司法系統陷入混亂的人應該考慮國家的職能已經變成了什麼。因為國家只能是對父親的糟糕模仿」。

「偶像國家使用同情的語言，因為它的意圖是救世主般的。它發現大眾困擾無助，如同沒有牧人的羊，需要一個救主」。[3]

願上帝拯救大眾免於信仰國家這一虛假神靈。

受害者身份

在當代西方文化中，受害者身份也已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幾乎像一種神靈，群眾在其面前頂禮膜拜。對於許多人來說，雖然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受害者化已經成為他們的神靈，他們將自己的痛苦和壓迫經歷提升到自己身份和社會敘事的核心。它成為他們自我認知和生活中互動的中心，塑造了他們的世界觀，就像一個神靈及其宗教教義一樣。

那些成功讓別人接受他們在生活中遭受了巨大傷害的人，往往能夠獲得一種獨有且特殊的道德力量和尊重。他們的觀點和要求似乎更為正當和合法，以至於很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根本無法反駁他們的主張，否則將面臨嚴重的反對或批評。對於這些人，要求給予特殊的權利是必要的。

這種地位，非常像神聖的恩寵，可以成為獲得社會、政治和經濟優勢的強大工具，動員公眾輿論，吸引媒體關注，並影響政策決策。就像宗教社區一樣，受害者文化在那些認同自己為受害者的人之間培養了團結感，創造了一種共同的歸屬感和相互支持。

此外，受害者身份被用來為可能在其他情況下不可接受的行為辯護，將其框定為對壓迫的必要反應。社會往往要求承認和尊重那些聲稱受害者的人所經歷的事情，否則將面臨社會排斥。受害者敘事也傾向於主導公共話語，塑造歷史和當前事件的解讀，壓倒其他觀點。

關於像貧困這樣的事情，施洛斯伯格指出，受害者身份常常「吞噬整個個人」。[4] 他寫道：

「它奪走了窮人的人性，取而代之的是受害者的本體地位。人道主義感傷的庇護之臂將利他主義灑向窮人，拒絕讓任何批評落在他的行為上。責備反而落在環境上。宇宙據說無情地對受害者布置了它的力量，理所當然地因環境為他安排的命運而感到憤恨和自憐。他是由環境誕生的，由環境塑造的，由環境決定的。那位嚴厲的管理者永遠不會放開他的控制，永遠將他囚於本體論的受害者狀態之中」。

「但環境的製造者必須付出代價，首先是一種無法彌補的負罪感，其次是一系列無休止的資源被勒索出來…【受害者論】將弱者、病者、無助者這些類別提升為美德，同時貶低強者和富裕者。在本體論受害者的國度里，力量是一種侮辱。為了讓弱者永遠不可能變得強大，否認了強者的可能性。從依賴中解放出來將受害者帶回到對自己和他人負責的人類大家庭中。多麼美好，保持作為一個受害者，被利他主義保護免受麻煩和責任的束縛？向強者施加虛假罪行的負擔…引發了一種抵制，使他們【受害者】對自己真正的罪行悔改的需要盲目」。[5]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幽默政治故事，很好地闡明了這個道理。

據說有一天，一位共和黨人、一個自由黨人和一個民主黨人分別坐在餐館裡，一個窮人走了進來；而這三個人都不知道，那個窮人其實是耶穌。

共和黨人召喚服務員，要求他為窮人送上菜單上最好的食物，並將費用計入他的賬單，服務員照做了。

自由黨人請服務員給窮人倒一些冰茶，並計入他的賬單。服務員也照做了。

民主黨人接着要求服務員給那位貧困的人端來一塊帶冰淇淋的山核桃派，並計入他的賬單。服務員照樣完成了。

當耶穌吃完後，救主走到共和黨人跟前對他說：「我餓了，你給了我東西吃。謝謝你。我看到你是盲眼的。」 耶穌接着使那人復明。

接着耶穌走到自由黨人跟前，對他說：「我口渴，你給了我喝的。謝謝你。我看到你的手臂麻痹了。」 於是，主摸了那人的手臂，立刻那人的手臂就痊癒了。

然後耶穌走到民主黨人跟前。民主黨人迅速躲開耶穌，大聲說：「別碰我！我百分之百殘疾！」

這顯然是一個假設情境，並非意在冒犯任何政治黨派，但俗語說得好，「笑中有真。」

儘管在美國，奴隸制度已經廢除了超過一百六十年，但對許多人來說，奴隸制的遺產仍然是他們集體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人認為，奴隸制的歷史創傷和系統性劣勢塑造了他們當前的社會和經濟地位。這種歷史上的受害感成為他們集體身份的核心組成部分，並成為他們倡導工作的重點。

主張賠償的個人將他們自己和社區成員的生活視為奴隸制歷史不公正待遇的反映。他們不僅將自己視為追求個人成功的個體，還將自己視為一個被種族主義和剝削傷害的群體的代表。這種看法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互動方式和使命感。

要求賠償主要基於這樣一種觀念：奴隸後裔應得到對其祖先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補償。這種要求塑造了倡導者與整個社會互動的方式，通常用歷史債務和道德責任來框架他們的論點。

對於聯邦承認美國原住民部落而其他人則不能經營賭場的權利，可以被視為對這些社區歷史上的不公正待遇和經濟劣勢的一種回應。這種特權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對美洲原住民由於殖民和隨後的美國政策而遭受的系統性邊緣化和深刻損失的一種補償。實質上，這些權利的授予部分基於他們的歷史受害經歷。

然而，諷刺的地方在於賭博，尤其是賭場，本質上具有掠奪性。通過賭場運營來支持美國土著人的善意努力，反而將他們置於從前受壓迫者成為剝削他人企業運營者的境地。

聖經對苦難和受害者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的觀點，教導人們雖然苦難是人類經歷的一部分，但不應定義一個人的生命。相反，上帝呼召人們在主耶穌基督里找到他們的身份，他可以帶來醫治和轉變。羅馬書第8章第37節強調，跟隨基督的人是「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通過信靠基督與上帝的個人關係，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戰勝困境者，而不是繼續保持受害者的身份。同樣，腓立比書第4章第13節鼓勵信徒在基督里汲取力量和堅忍，說：「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此外，聖經強調要為他人服務和彼此相愛，而不是基於自己的苦難尋求特殊特權。加拉太書第6章第2節教導說：「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聖經倡導互相支持和憐憫，而不是永遠沉浸在受害者狀態中。從根本上說，聖經對待受害者的回應是在主里找到我們的身份和力量，追求醫治和轉變，並在愛和服務中支持他人，超越對苦難的持續關注。

真正的賦能只能通過擺脫受害者身份而來。受害者這尊神延續了責備和依賴的惡性循環。向受害者化的神低頭，剝奪了人們重要的美德，如堅韌、責任和自由。

認可

認可已經成為無數人每天頂禮膜拜的神祇。這位認可之神驅使人們尋求他人的認同、承認和肯定，而不是在上帝那裡找到自己的價值。

如今，通過社交媒體追求認可變得毫不停歇。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現稱X）、TikTok、Snapchat、Pinterest、Reddit、YouTube、Tumblr、Discord、Telegram、Clubhouse、Quora、Viber、Line、Signal、Flickr、Medium、Parler、Mastodon、Rumble、Gab、Truth Social、Nextdoor、百度貼吧、KakaoTalk 和 VK等平台上，人們呈現精心打造的生活版本，追求點讚、評論和粉絲，用互動數量來衡量自己的重要性。他們展示理想化的形象，以獲取讚賞和肯定。

社交媒體本身並非本質上邪惡，就像金錢不邪惡一樣。問題在於對它的深切迷戀，這顯示了人類內心深處某種不正常的東西。這種對認可的貪求和渴望是不適度的。每個人都追求名人地位。每個人都想要自己的真人秀。這是對自我的自戀迷戀，呼喚着：「看我。看我。愛我。愛我。慶祝我。慶祝我。我很特別，你不同意嗎？」

對名人的崇拜，往往僅基於他們公眾形象，而非他們對社會實際貢獻，反映了生活中對認可深刻的需求。群眾模仿他們的生活方式、時尚選擇，甚至政治觀點，希望獲得同等的地位或同行的認可。這種現象的廣泛程度令人震驚。

品牌經常利用名人代言他們的產品，利用名人的地位來確認消費者的選擇。這種動態促成了一個循環，人們通過物質財富尋求認可，將自我價值與模仿名人生活方式的能力聯繫起來。

將名人提升至近乎神聖的地位往往改變了社會價值觀。謙遜、努力工作和為人服務等品質被名利的表面魅力所掩蓋，導致文化強調外表和即時滿足，而非真正的成就和真實的道德品格。

過度追求接受往往使個人順應社會規範和同伴期望，即使這些規範與其核心信念、信仰和價值觀相矛盾。從社交圈子、政治圈子以及其他圈子中尋求認可，往往會導致個人道德品格的重大妥協。此外，對拒絕和排斥的恐懼可能如此強烈，以至於驅使人們不惜一切代價尋求他人的認可。

這就是跪拜認可之神的含義。

有一個老故事，講城市一家人決定嘗試廣闊空間生活方式。他們購買了一座西部牧場。搬進約一個月後，一些朋友來拜訪他們，並問起他們給牧場起了什麼名字。父親說：「我想叫它飛行W，我妻子想叫它蘇茜Q，但我們的一個兒子喜歡巴爾J，另一個喜歡懶YY。我們決定妥協，叫它飛行W、蘇茜Q、巴爾J、懶YY牧場。」 他們的朋友問道：「那你們的牛呢？」 這位父親回答：「給牛烙上品牌的時候它被燙死了。」

當追求認可勝過原則時，結果是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失去了生命的意義。耶穌這樣說：「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可福音 8:36）

對認可之神的崇拜已經滲透到幾乎每個生活的主要機構中。這種對外部批准和肯定的普遍需求深刻地塑造了社會各個方面的行為和價值觀。但在教會中，這種偶像崇拜的悲劇性影響尤為顯著。

「天主教和新教的福音派，由於他們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地在世俗大學接受培訓，發現難以保持他們的獨特性，因此他們的內部壁壘被攻破了」。

「因此，美國教會的主宰很可能是任何獲得主導地位的文化或知識潮流。當福音書被選擇性地用來展示『真正的耶穌』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典範，或者是游擊戰士、社會民主黨人、或心理健康的典範時，基督論就顯示了這種傾向。這是一種智力和屬靈貧瘠的配方，因為通過接受當下流行的假設，教會吸收了『開明』人認為當前的結論。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教會只是被政治和社會體制用來將社會價值觀整合到下一代中的另一種手段。它的被動使其變得可以接受，並確保了其無關緊要」。[6]

教會背棄獨一真神，崇拜認可之神的最清晰例子之一發生在納粹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基督教內部出現了一個名為「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的運動。這個運動試圖將基督教與納粹意識形態和政策相結合，堂而皇之為了政治目的而妥協基督教原則。

德意志基督徒宣揚一種扭曲的基督教信仰，包含納粹的反猶太主義信念。他們通過消除基督教中的猶太影響來「雅利安化」基督教。在政權的支持下，德意志基督徒控制了新教教會內的關鍵領導職位，並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清洗反對他們觀點的神職人員，推動對納粹政府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忠誠。

這種德意志基督徒與納粹國家的聯盟導致了對核心基督教價值觀的公然妥協，例如反對種族主義、捍衛宗教自由和保護最弱勢群體。德意志基督徒支持納粹政策，包括對猶太人的迫害和種族滅絕。

德意志基督徒與納粹政權的合作對德國和教會都是災難性的，導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和精神危機。[7]

每個人都渴望歸屬，這是人的自然衝動。儘管大多數人以不同為榮，但實際上大多數人選擇順從人群。然而，有必要坦率和誠實：那些屬於主並真誠跟隨他的人會發現自己是反文化的一員。那些願意遵守第一誡命，主之前沒有其他神的人，必須願意與這個世界的神明分道揚鑣，無論是人本主義、歷史主義、進化科學、財神、國家、受害者身份，還是認可。

第一誡命說，上帝不會容忍任何對手。「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記20:3）。

索引

[1] 詹姆斯·波頓·考夫曼（James Burton Coffman），《十誡，昨日與今日》（The Ten Commandments Yesterday and Today，Fleming H. Revel公司，1961年），第22頁

[2] 凱特·特羅普（Keith Throop），「約翰·派博（John Piper）解釋他為何厭惡『繁榮福音』。」改良浸信會博客（Reformed Baptist Blog,），2015年8月14日，https://reformedbaptistblog.com/2015/08/14/john-piper-explains-why-he-hates-the-prosperity-gospel/ （訪問日期：2024年7月12日）

[3] 赫伯特·施羅斯堡（Herbert Schlossberg），《毀滅的偶像》(Idols of Destruction)，1983年出版，托馬斯·納爾遜出版社(Thomas Nelson Publishers)，納什維爾，卡姆登，紐約，第183-185頁

[4] 同上，第69頁

[5] 同上，第69-70頁

[6] 同上，第236-237頁

[7] 維基百科：「德國基督徒（運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Christians_(movement) （訪問日期：2024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