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安的真相：講述關於種族和解和教會竭力爭取其實現的故事

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事件引發的全球對不平等和警察暴力的抗議之後，許多美國基督徒和教會現在正努力在種族和解問題上做出正確的表態。一些宗教學者和牧師也警告說，如果不首先說出教會在種族問題上的記錄的真相，治癒就不可能發生。

各人經歷各異，在種族和解的含義上有各種說法相互競爭，在尋求種族和解的過程中被警告不要被政治利用，在大選年並疫情流行期間白人會眾聲稱冷漠、領袖們心生畏懼，在這樣的環境裡，要這個問題上講真話並進行建設性的對話確實舉步維艱。

「整個美國的教會可能反映了社會的其他部分——極端化，」當被問及衡量教會在種族和解問題上的進展情況時，浸信會研究教授，貝勒大學J.M.道森教會-國家研究所(J.M. Dawson Institute of Church-State Studies at Baylor University)所長道格·韋弗(Doug Weaver)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對基督郵報如是說。

「我有一個和我一起工作的博士生，他說『我們真的不應該談論種族和解，我們應該談論和平，因為和平的艱苦工作從來沒有發生過』。他說的是，如果你從來沒有首先和平下來，那就不能真正和解。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見解。教會從美國教會的故事一開始，就一直在與種族問題作鬥爭。」

雖然種族和解的概念在美國的具體社區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但種族平等工具解釋說，它包括公開承認種族主義事件和罪行，如種族隔離或對有色人種的暴力。

這一過程還可以審查和公布此類事件的當前影響及其歷史發生情況。還可以允許受害者個人講述他們的故事，作為癒合過程的一部分，而個別肇事者也可以承認他們的共謀。正式和嚴肅的道歉往往也是這項工作的一部分，受害者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這種道歉。

密西西比大學威廉·溫特斯種族和解研究所(William Winters Institute for Racial Reconciliation)這樣定義：「和解涉及三種觀點。首先，它承認美國的種族主義是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對少數群體的政治參與和經濟機會都有深遠影響。第二，通過建立關係和講述真相，增強當地社區的能力，從而實現和解。最後，正義是和解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正義最好被稱為恢復性的，而不是報復性的，同時仍然保持其重要的懲罰性質。」

韋弗說，他知道許多基督教教會和團體已經通過前總統吉米·卡特2007年發起的「新浸信會盟約」(New Baptist Covenant)等舉措採取了和解措施，但他認為這些努力在實現有效和解方面是有限的。

「他們與白人和非裔美國人的教會一起開發了一些項目，這些教會可能離得很近，也在社區里，但其實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工作，」韋弗說。

「我是在60年代和民權運動中長大的......偶爾你會在一個星期天有教會，白人教會和黑人教會聚集在一起。可能會有一個禮拜儀式，這當然是進步，但這是有限的進步，」他說。

他說，從過去60年教會的和解嘗試來看，很多都不是好事。

「如果我們真的在60年代就開始融合，你可以說在過去60年裡，並沒有做很多好的工作。我對人們所做的一些工作感到鼓舞，但我也感到失望，特別是當你看到今天的某些教會似乎在政治上如此兩極化，這滲入到教會的工作中，特別是在種族方面，」韋弗說。

種族和解是教會中的一個問題。

韋弗解釋說，許多教會，特別是白人會眾多的教會，並不認為種族和解是一個可操作的優先事項，儘管他們可能會承認這很重要。

巴納(Barna)最近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研究顯示，儘管大多數牧師都同意教會應該反對社會弊端，但只有不到30%的美國教會積極參與解決種族主義或種族不平等問題。

「並不是說不同的種族群體不認為這些[種族]問題不重要。而是有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它有多重要。如果你有一個價值觀的等級制度，哪些價值觀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我確實認為這是整個教會可以被控訴的地方，而種族問題並沒有排在榜首，即使它應該是。教會容忍種族歧視，絕對不應該容忍，但是......歷史還是表現出這點。」他說。

公共宗教研究所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瓊斯(Robert P. Jones)在最近的一份分析報告中認為，幾十年的研究表明，白人基督徒比他們的世俗同行更具有種族主義色彩，而白人基督教會作為文化機構，使白人至上主義的統治地位合法化。他的分析也在他的最新著作White Too Long: The Legacy of White Supremacy in American Christianity(暫譯為「白得太久：美國基督教中白人至上主義的遺產」中提出。

他在最近NBC新聞發表的一篇關於該書的專欄文章中寫道：「仔細閱讀歷史就會發現，我們白人基督徒並不僅僅是自大或共謀，相反，作為國家的主導文化力量，我們構建並維持了一個使白人至上主義永久化的項目，這個項目構築了整個美國的故事」他在最近NBC新聞發表的一篇關於該書的專欄文章中寫道，「這種不聖潔聯合遺產仍然活在今天白人基督教的DNA中——不僅在南方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而且在中西部的白人主流新教徒和東北地區的白人天主教徒中也如此。」

他還說：「考慮一下美國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誕生的文化背景。在18世紀和19世紀，當新教教會在美國原住民被強行趕走後，在新定居的領土上興起時，普遍的做法是——例如，在我父母在佐治亞州梅肯(Macon)教會的前身浸禮會觀察到的——蓄奴白人帶着被奴役的人一起去教堂。而直到1940年代，紐約等大城市的城市天主教教區仍然要求黑人成員坐在後面的長椅上，最後一個接近聖壇，領取聖餐的麵包和酒」。

喬治·弗洛伊德效應

在喬治·弗洛伊德慘遭殺害後，各階層的基督教領袖都表示了憤怒，並引發了一連串的慈善捐贈、活動和祈禱會議的懺悔行為，以尋求對種族主義的寬恕。

弗洛伊德的遇害也促使美南浸信會主席葛瑞爾(J.D.Greear)認可黑命貴運動是一個福音問題，同時譴責其背後的組織。葛瑞爾的聲明引起了美南浸信會許多人的批評，他們將他對這一問題的支持與對該組織的支持混為一談，而該組織在倡導種族正義的同時，也在推行極左議程。

幾周後，亞特蘭大黑人角石教會(Cornerstone Church Atlanta)的黑人主任牧師約翰·昂武切克瓦(John Onwuchekwa)宣布，他的會眾投票決定離開美南浸信會，哪怕教派強調了關於它如何在多樣性問題上努力的數據。

昂武切克瓦拒絕接受基督郵報的採訪，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談到對白人和黑人教會領導人如何看待種族和解概念的不同關注。

「我想說的是，進入對話的最佳方式是事先做好功課。其中一部分是要明白，即使是種族『和解』的概念，也往往是以調和種族為目的的多數文化概念。雖然和解是最終目標，但很多人把和解當作途徑，好像解決方法就像讓兩個有爭執的人和解一樣簡單。」 昂武切克瓦說。

「當多數人文化常常關注種族『和解』時，少數人（他們已經有一大堆調和的多數人文化關係）關注的是不同的東西——即種族平等和正義。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行動中的福音。而為了了解福音需要如何應用，需要了解問題到底是什麼。需要進行適當的診斷。」他堅持認為，「換句話說，（如上所述）在任何對話有所幫助之前，重要的是，來到談判桌前的雙方都能以同樣的方式定義問題。」

調和種族問題的觀點

研究顯示，不同族裔群體的人對種族主義的看法存在很大差距。例如，2016年Barna的一項研究顯示，雖然59%的美國黑人成年人非常不同意種族主義是過去的問題，但只有39%的白人成年人非常不同意。對於教會是否具體促成了這一問題，人們也感到困惑。雖然每10個美國成年人中就有6個有些或強烈不同意，但美國黑人認為基督教會是同謀的可能性幾乎是美國白人的兩倍。

對於像西雅圖太平洋大學神學院和解研究副教授布倫達·薩爾特·麥克尼爾(Brenda Salter McNeil)牧師這樣的學者來說，她說她同意昂武切克瓦關於參與這個問題的觀點，基督徒傾聽對美國種族公正問題的關注是早該進行的，她希望目前的對話能帶來積極的改變。

「我確實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我確實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我稱之為催化事件的中間，或者有些人稱之為 『凱羅斯』的時刻。歷史上那些不可否認的、改變生活的時刻之一,每個人無論對它的感受如何,我們都無法不說它對我們有某種方式或形式的影響。」麥克尼爾告訴基督郵報。

「在某些時候，無論我們同意還是不同意，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個歷史性、戰略性的時刻，我們現在正生活在這個時刻。如果要我說我的看法，我認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歷史上的戰略時刻，將成為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人們會問我們，你在哪裡？你在寫什麼？他們會對我說，你在講什麼，他們會問教會，你做了什麼？」

聆聽為何重要？

2015年10月29日，這是一個溫和的日子，麥克尼爾(McNeil)在和一些抱怨教會在種族問題上虛偽的黑命貴組織頭目們在華盛頓進行會晤之後，就到紐約公開警告1000多名基督教領袖，告誡他們不應該忽視黑命貴關於種族正義的信息。

「我們沒有向這些年輕人展現出來應有的樣子，他們認為我們不活躍，缺乏創新。你看在每一代人中，都會有一些地震式的文化轉變，喚醒我們，讓我們意識到周圍世界發生的事情必須得到關注。黑命貴就是這樣。」麥克尼爾在紐約市領袖中心(Leadership Center)於曼哈頓希爾頓中城酒店(Midtown Hotel)舉辦的2015年運動日會議上說。

更早一些的2014年，由於警察在弗格森密蘇里州弗格森(Ferguson)市殺害手無寸鐵的18歲的麥克·布朗(Michael Brown)以及前紐約警官丹尼爾·潘塔萊奧(Daniel Pantaleo)使43歲的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窒息身亡引發抗議活動已席捲美國各地。

公眾對他們的死亡的反應，使黑命貴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受關注。雖然運動背後的人與教會缺乏聯繫，讓許多保守的基督徒感到不安，但麥克尼爾在與該組織的頭目們會面後表示，上帝正在使用他們來談論種族和解的問題。

「上帝在和這些年輕人說話。而這些年輕人有話要說，我們可能不喜歡它的包裝方式，但我相信神正在闖入並說些什麼。」她當時是這麼說的。

合乎聖經的和解

雖然麥克尼爾同意韋弗的觀點，認為和解是種族和解的邏輯前提，但如果從聖經的角度審視這個問題，她認為至少在概念上可以達到更高層次的和解。

「如果和解與我們在這個國家歷史上的所作所為有關，那就沒有任何和解，因此你無法調和。但我認為，上帝召喚我們去追求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並不植根於歷史。這是一個理想，是根植於神的形象。它植根於上帝的國度，上帝在起初創造的時候就說過，宣布『這是好的'。」麥克尼爾說。

「我們正在這一點上和解。我們正在讓我們自己與上帝對我們的呼召以及我們與之相差多遠的問題上和解。我想，這就是教會的呼召，使我們自己與神的呼召相調和，使所有人都能發揮神所賜的全部潛能。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但這就是我們要調和的。上帝為之而來，上帝為之而創造教會——這個代表天國的多民族、多國家、多語言的群體。這就是和解的呼喚。」

由於許多教會都在尋找表達種族和解的實際方法，麥克尼爾解釋說，促進多民族教會以正確的方式管理是朝着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

「你確實需要來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彼此了解，才能對彼此的經歷產生某種意義上的共鳴。因此，在這個程度上，多樣性和多民族教會有助於創造更多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她說。

修復——不僅僅是錢的事

 在談到教會中的種族和解時，麥克尼爾還認為，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關係上的聯繫。

「當我們只創造了關係性的聯繫，而沒有把這種關係性的聯繫移植並動員我們走向系統性的改變時，那麼我們所創造的更像是一個到這裡來玩玩(Kumbaya)俱樂部，我們看起來很多樣化，但它仍然是在白人主導文化的條件下，」她解釋說，「我們用西班牙語唱歌，或者我們用筷子吃飯，或者做一些證明我們有一個多元化的敬拜領袖的事情，這並不重要。這還不夠。我們真正要找的是那些關係來動員，然後關心代表這些種族群體的人的情況。」

這位來自西雅圖的教授指出，為了使種族和解有效，教會需要提供賠償，比如簡單地說出破碎的真相。

「這就是為什麼年輕人不相信和解運動的原因，因為它一直是關係性的，與修復破碎的東西毫無關係。我認為人們所說的賠償，幾乎就像'把錢給我們就行了'。我相信賠償......有聖經的呼召，」她指着以賽亞書58：12說。

「你知道舊約聖經說：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我相信，賠償的意思是修補破損的東西，修補我們破損的東西。我相信，它首先要告訴人們什麼是壞的，是誰破壞了它。然後做出承諾，修復它，」麥克尼爾說。

「我們已經打破了人們的投票程序。黑人在這個國家不被允許投票。如果說實話，那就等於說，是我們做的，美國白人禁止人們登記投票。那麼，你如何修復它？你通過登記，積極努力讓有色人種登記投票來修復。這就是賠償。」她繼續說道。

「賠償是修復實際被破壞的東西。每次我們一直不告訴我們國家壞了什麼，紅線，銀行不會給黑人或有色人種貸款。這就是事實。因此，經濟系統，或退伍軍人法案(G. I.Bill)，有利於白人誰回家，沒有讓有色人種 ...得到同樣的住房貸款。所以，真正的問題是說出真相，美國是這樣做的，然後說什麼將不得不發生，以彌補這一點。」

恐懼和扮演中間人

當被問及為什麼許多教會沒有積極參與教育他們的會眾了解種族和解問題時，麥克尼爾承認，一些牧師害怕提出這個問題。

例如，6月，斯科特·沃蘭德(Scott Volland)主教和他的妻子德博拉(Debra)報告說，他們被密西西比州哥倫布市的高度(The Heights)教堂踢走了，原因是他們支持「黑人的生命很重要（事實事是作為為人類） 」的想法，並與抗議者一起反對種族不公正。

麥克尼爾說，害怕像沃蘭德夫婦所面臨的影響，促成了像最近巴納民調那樣的結果，該民調顯示，即使大多數牧師反對種族主義或種族不平等，但只有不到30%的美國教會積極參與解決社會弊端。

「他們知道如何做(種族和解)。問題是他們會被淘汰。他們的會眾會投票反對他們，」麥克尼爾說。

布倫達·薩爾特·麥克尼爾(Brenda Salter McNeil)牧師的新書Becoming Brave: Finding the Courage to Pursue Racial Justice Now(暫譯為「大膽一些：現在就放膽追求種族正義」 | Brazos出版社）

「那是人們知道如果我在教堂里提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才會保持沉默。我們知道，沒有人應該被勒九分鐘。求饒的人手不應被銬住，不該被殺死在街上。誰都不應該。如果他們這麼說，教會會讓他們失業。因此，他們掙扎於緊張的知道大多數白人教會將解僱牧師，他將失去工作。所以他們發現自己被夾在取悅他們的會眾和保持中間的某個地方或完全沉默之間。」她解釋說。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被宗教人士釘在十字架上。是宗教人士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知道宗教人士會殺了他們，會殺了他們的事業，會殺了他們的退休福利，會殺了他們再找教會的能力。」

當被問及是否應該將教會文化在種族上的狀況部分歸咎於牧師時，麥克尼爾說，儘管她在教會中看到的恐懼讓她感到悲傷，但牧師像所有人類一樣，在面對困難的情況時應該得到恩典。

「我想我們都是凡人，」她開始說到。

「我覺得很悲哀，因為我覺得教會應該是這個激進的反文化團體，代表着上帝在地上的樣子，就像在天上一樣，某種程度上我們應該是這個勇敢的基督信徒團體，他們會展示上帝的國度，但我們是人。我們就像彼得一樣，他說我永遠不會離棄你，到了生死關頭，他就不認耶穌。」

「我認為我們比我們所知道的更有人性，所以我們試圖找到一個中庸的地方，在那裡我們不是邪惡的，但我們不是真的好。我們不反對它，但我們真的不支持它。你知道那個地方嗎？你是怎麼找到那種妥協的地方的？」

「不冷不熱的那點？」記者問到。

「是的，我就這麼想的。」她說。

「我覺得人不一定是壞的。我覺得更多的人是冷淡的，我覺得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我覺得冷淡被表現為沒有幫助。我想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說我要把你從我嘴裡吐出來。我想這是一個地方，你要麼支持它，要麼反對它。而你不能玩中間的遊戲，我想太多的基督徒都試圖玩中間的遊戲。」

這次，麥克尼爾說，她的新書Becoming Brave.Finding Courage to Pursue Racial Justice Now，Becoming Brave: Finding the Courage to Pursue Racial Justice Now(暫譯為「大膽一些：現在就放膽追求種族正義「)將於8月18日上市，「要求」基督徒在信仰和恐懼中二選一。

「我認為基督徒之所以爭論不休，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能夠成功地處於中間狀態。這個時代要求我們選擇一方。」她說。「我曾經認為信仰的反面是懷疑。不，你知道是什麼讓我們無法憑信心行走嗎？是恐懼。」

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覺醒和改革中心(Awakening and Reformation Center)的領袖、有色人種保守派神職人員(一個旨在恢復對政府的信心並在文化中充當基督的代理人的無黨派團體)的聯合創始人弗朗西斯科·維加(Francisco Vega)牧師也認為，恐懼使許多牧師無法在他們的講壇上解決種族、墮胎和同性戀等困難的文化問題。

「我想鼓勵牧者，當我們有軟弱的講道時，會產生軟弱的門徒。但如果我們有強大的聖經教導，我們就不怕走在真理的鋼絲上，解決今天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我們確保我們有一種忠誠來表達聖經的價值觀，而不是我們個人的意見，人們可以從神的話語中看到，他們愛神勝過愛他們的牧師、他們的總統、他們的國會議員他們的政客，很多人愛神甚至勝過愛他們自己的意見。」維加說。

「如果每一個講台都無所畏懼，從神的話語中說出關於今天文化問題的聖經真理，那麼我們國家的整個局勢可能會在六個月內被扭轉。我們需要那些無所畏懼，勇於站出來反對取消文化的牧師。」

在種族問題上保持以福音為中心的立場

雖然黑命貴組織有助於使人們關注他的團體所肯定的問題，但維加敦促基督徒確保他們保持以福音為中心的種族和解的說法，而不是一個沒有福音的說法。

他指出基督徒在廢除奴隸制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說，儘管教會與奴隸制有着曲折的歷史，但也一直是和解運動的一部分。

「流傳着一個錯誤的說法，認為美國的教會在種族關係上一直保持沉默和共謀，所有的進步都是基督教影響之外的一些世俗運動。從歷史上看，這是不準確的。」維加告訴基督郵報。

「在我們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前，廢奴主義甚至在英國就已經率先開始了……基督教廢奴主義一直存在，一直有基督教領袖影響着種族和解運動，我們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他說：「作為基督徒和有色人種的保守主義者，如果不是因為不僅是黑人基督徒，而且是真正的白人基督徒和白人廢奴主義者，他們實際上是廢奴主義的先驅，訓練以前的奴隸閱讀和寫作，我們今天可能就會被鎖住，」他指着廢奴主義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等歷史著名人物說。

「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上帝的話語激勵了我們的憲法和獨立宣言，即人人生而平等。我們國家有真正的基督徒從第一天起就在為種族平等而戰，所以教會一直站在前線，CNN和MSNBC還有後面跟風的則用斷章取義的敘述或廣播似乎暗示教會的沉默。」

維加將進步派的 「黑命貴」組織描述為一匹特洛伊木馬，試圖利用種族不平等問題來推行反聖經的政治議程。

「我們相信，採用『黑人生命重要』這個詞是很巧妙的，因為它幾乎會歸咎於任何反對它的人，因為他們似乎會說，如果你反對某些意識形態或方法，抗議模式，你實際上是在肯定種族主義，因為你說黑人的生命不重要，」他說，「我們確實相信，這是一個巧妙的操縱策略，以吸引對該組織的普遍支持，該組織的創始人已經公開叫囂自己是訓練有素的馬克思主義者。」

然後，他提到了曼寧·約翰遜(Manning Johnson)的書Color, Communism and Common Sense（暫譯為「膚色、共產主義和常識」），展示了如何利用黑人痛苦以彰顯他們的圖謀。

「他談到了提到這清醒如何愈演愈烈，他揭示了甚至早在60年代，就如何讓一個有意的運動，去吸引非洲裔美國人走向馬克思主義，並試圖從意識形態上改造國家。他寫了整整一本書，關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如何試圖產生和構成黑人的痛苦和困境的反常政治。他在那本書中寫了一本揭露這一點的傑作。」維加說。

維加還指出，「黑命貴」組織試圖從意識形態上摧毀核心家庭，這是每一個基督徒需要反對的。

「當他們攻擊核心家庭的時候，每一個重生的基督徒都應該非常清楚，他們是在試圖重塑和修改神自己在創世記中為核心家庭所激勵的形象。」這位來自亞特蘭大的牧師說。

希望

維加指出，雖然他們通常不會像黑命貴那樣受主流媒體青睞，但有很多基督教運動，比如總部位於亞特蘭大的「同一族」(OneRace)，就是通過基督教復興來關注種族和解。

「通過禱告和禁食、關係和合作，『同一族』的存在是為了消除種族主義的精神，並在亞特蘭大、東南部和全國開展種族和解運動。上帝希望有一個年輕人的運動，來對抗我們城市和國家的種族分裂潮流。『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傳17章26節，」該組織在網站上如此自述。

維加說：「多年來，黑人、白人、亞裔和西班牙裔等不同膚色的牧師一直在見面，而且真的就是在對方家裡吃飯。」他支持由兩位牧師（一位是黑人，另一位是白人）共同發起的運動的工作。

「同一族」的聯合創始人加蘭特·亨特(Garland Hunt)是黑人，他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並擔任父之家(The Father’s House)的主任牧師。聯合創始人比利·亨培睿(Billy Humphrey)是白人，自2004年以來一直擔任亞特蘭大IHOP的主管。

「我們認為，種族和解不能只是一件事一件事地進行。種族和解必須是一種生活方式，在那裡你正在融合，你每天都在欣賞對方。無論是在中學、高中......在大學校園裡的對話，你都會有意地接觸到與你不同的、不同的東西，你會尊重它，你會欣賞它，所以這是我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維加說。

他解釋說，通過這個多民族小組，信徒們聚集在一起禱告，並採取了行動，如圍繞正義問題進行籌款，並與立法機構合作以實現變革。

維加說，同一族不是只關注與一個種族群體有關的正義，而是以福音為中心，努力讓所有的船都能啟航。

「凡是把自己的民族身份......他們在世的民族身份抬到基督之上的人，那就是民族偶像崇拜。」他說。

維加還敦促教會不要忘記他們在美國的目的，那就是成為國家的良心。

「我個人認為，當你回顧美國歷史時，你會看到對神職人員和我們的當選官員的健康尊重。馬丁路德金談到了這一點。教會不是國家，國家也不是教會，因為教會是國家的良心。」他說。

「他(馬丁路德金)警告說，如果我們失去了對作為國家良心的角色的理解，那麼我們就會淪為鄉村俱樂部。他說的是，我認為我們在美國出錯的地方是，福音派教徒必須被提醒，作為重生的基督徒，我們確實需要在國家的最高職位上尋找代表猶太-基督教價值觀或道德標準的民選官員，但在通過福音進行改造時，我們也不能只關注宗教領域的影響。」這位亞特蘭大的傳道人表示。

「你看到的是像LGBT運動和其他運動這樣的終極運動，他們在20年前[通過]一個戰略說，我們要拿下藝術、媒體，我們要拿下音樂，他們很有效。教會不能只關注選舉......他們也需要有一個影響音樂和藝術文化的戰略。」

儘管關於教會在種族問題上的角色出現了緊張的討論，但韋弗教授說，他希望2020年的困難事件將標誌着國家在種族問題上的轉折點。

「我想我們都希望這是一個轉折點。當你在學校教書，教民權運動的時候，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它有那種失去的勢頭，有些學生會說『好吧，那是過去的事了。而且我們不需要再擔心這個問題了。』但我認為2020年，對於今年發生的所有可怕的事情，我認為喬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是希望一個轉折點去，民權運動需要持續進行，它並沒有完成反對壓迫黑人、少數民族在該國的鬥爭，」韋弗說。

「我希望的是，這是一個轉折點，那些說『等一下，民權不是我們需要擔心的問題』的人，他們重視起來了，他們看着聖經說『等一下，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它必須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