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之死與人之死：文明的選擇

天主教神學家兼哲學家彼得·克里夫特（Peter Kreeft）在評論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於十九世紀末作出的「上帝已死」之宣告時，對這一宣告如何影響西方文化進行了極具洞察力且深刻的剖析，他指出：

「人們無需認同尼采的無神論，也能同意他那歷史性而非神學性的斷言，即上帝已死（亦即，作為西方文明功能中心的對上帝的信仰已經死亡），我們現在是一顆脫離了其恆星的行星。人們無需認同尼采對道德與自然律的拒斥，也能同意他的觀察，即西方人正日益否定道德與自然律，我們正大步邁向那個『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對「上帝已死」（即上帝要麼不存在，要麼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概念）的廣泛接受，導致了西方文化中客觀真理與客觀道德的廣泛消亡。（阿道夫·希特勒是尼采的狂熱崇拜者，這難道令人驚訝嗎？）

二十世紀最具洞察力的兩位基督教思想家C.S.路易斯（C.S. Lewis）和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曾預言，除非人類悔改並轉向真正的上帝與造物主，否則作為人本質的消亡必將隨之而來。

薛華與路易斯都深知，隨着基督教世界觀在主導地位上的衰退，它將被一種滲透西方的世俗、人本主義的實在觀所取代。隨着二十世紀的推進，這一切已然發生，現代人已經跌落至薛華所稱的「絕望線」（line of despair）之下。薛華解釋道，通過將聖經中的上帝排除在等式之外，現代人退回絕對自主的境地，在沒有神聖啟示的情況下無法找到絕對真理，最終將在絕望中放棄對它的尋找。

正如薛華所指出的，現代人不再以對立（antithesis，即不矛盾律 / law of noncontradiction）的方式進行思考。現代人現在假定所有真理都是「相對的」。既然現代人現在相信不存在絕對事物，現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拒絕了普遍的道德律，從而擁抱了道德相對主義。

薛華總結道：「我們的社會如今在沒有固定倫理的情況下運轉。」陷入「各人任意而行」之誘惑的必然惡果便是道德混亂。它要麼導向混亂，要麼導向混亂之後由壓迫性政府精英所強加的秩序。

一旦一個社會喪失了猶太-基督教有神論（Judeo-Christian theism）道德基礎的共識，就不存在所謂的「正常」，因此一切都變得正常。混亂與無政府狀態隨之而來。於是，政府精英趁虛而入，武斷地將他們的價值觀強加給公眾。（例如：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違背美國全國的意願，將同性婚姻強加於整個國家。）

偉大的英美作家T.S.艾略特（T.S. Eliot）是正確的，他在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致辭中警告說，西方文化面臨着一個不可避免的抉擇：要麼在我們的文化中重申猶太-基督教價值觀，要麼默許一種新興的異教及人本主義文化。

英國歷史學家E.R.諾曼（E.R. Norman）曾言：「多元主義（Pluralism）是一個社會在從一種正統（orthodoxy）向另一種正統過渡的過程中，賦予自己的名稱。」毫無疑問，正統必將存在，它要麼是猶太-基督教的，要麼是異教的、無神論的或不可知論的。

回想我讀大學的時候（1965-1969），全國校園裡最受歡迎的思想家是行為心理學家B.F.斯金納（B.F. Skinner）。他寫了一本名為《超越自由與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的書，主張自由與尊嚴是我們再也無法承受的過時概念，人類基本上等同於斯金納箱（Skinnerian Box）里的白鼠。薛華對此撰寫了一篇回應，題為《重返自由與尊嚴》（Back to Freedom and Dignity）。

恐怕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抉擇，而好消息是，我們所有人都有投票權。我把票投給自由、尊嚴，以及按上帝形像所造之人的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