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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妇女揭露在新疆集中营中受到的“非人”待遇

维吾尔族妇女揭露在新疆集中营中受到的“非人”待遇

2021年7月14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曾在中国集中营呆过的维吾尔族人齐亚乌敦含泪回忆了她的经历。 | YouTube/国际基督徒关怀差会

华盛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向宗教自由倡导者含泪回忆了她在中国集中营的日子,告诉他们她的经历在她“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

周三,齐亚乌敦(Tursunay Ziyawudun)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Summit)上发言,她是分享其故事的几位宗教迫害幸存者之一。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她曾经受到过中国当局严酷地对待,中共将这个少数民族成员关押在集中营,目的是淡化他们的文化和身份,将他们变成国家的忠实仆人。

“我曾两次被关在集中营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不人道,我在这些中国集中营的经历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伤痕,”她说。

“2018年3月,我第二次被带入一个营地,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时间。营地里有许多新建筑,看起来类似于监狱,里面有许多摄像头和人。我们总是能看到武装警察。”她补充说:“有时他们给我们看宣传片,有时教我们中国的法律,有时教我们唱中国的‘红’歌,有时让我们宣誓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

据齐亚乌敦说,“在集中营里,我们总是在惊恐中生活。我们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听着尖叫和哭泣的声音,不知道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是否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齐亚乌敦和其他被拘留的维吾尔族妇女在集中营中都遭到了强奸,这也是看守人员虐待的一种模式。“有一次,他们把我和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一起带出去。在集中营警察的旁边,有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带着口罩。我甚至不记得那是晚上的什么时候。他们强奸了在那里的年轻妇女。三个汉族警察也强奸了我。”

“他们总是像这样把女孩从牢房里带出去。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他们把一些濒死边缘的妇女带回来,有些妇女被带出去之后失踪了”。

齐亚乌敦回应了她在之前接受BBC采访时发表的评论,断言一些妇女“在营地里疯了”。此外,她坚持认为,“我亲眼看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流血而死”。

自她遭遇在集中营的痛苦经历以来,已经过去多年,齐亚乌敦说,虽然现在“我的身体是自由的,我的声音也是自由的”,但由于她曾经被拘留的“恶梦”,她仍然“深受折磨”。此后,她“在美国政府和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的帮助下”在美国重新定居。

尽管这些记忆让齐亚乌敦的心感到“仿佛被匕首割裂”,但她觉得有义务讲述她的故事。“我必须说出来,因为我在难民营中经历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我的维吾尔族同胞身上。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正在受苦,他们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他们有希望,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正义。”

“作为一个幸存者,我不会停止——哪怕一分钟也不会停止——为所有没有活下来的人发声,为被困在地狱般的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南部和中部)的人们发声,向世界寻求帮助。”她发誓说。齐亚乌敦在发言的最后恳求听众“把我的人民从这种压迫中拯救出来”,并补充说:“我希望你们能真的为他们得到自由做些什么。”

在齐亚乌敦发言之前的一段介绍性视频中,一位代表宗教迫害受害者发言的翻译说明了中国政府“残酷的武力同化运动”的规模,指出自2016年以来,“100[万]至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关押在集中营中。除了被强奸之外,集中营的被拘留者还被强迫劳动和强迫绝育。

后来,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行政长官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在预先录制的讲话中讲述了另一名遭受集中营的维吾尔族妇女祖姆雷特·达乌特(Zumret Dawut)的故事:“2018年,她被告知到当地警察局报到,然后被审问,头上戴着黑色头罩,被带到一个拘留营,被迫在男性看守面前换囚衣”。

鲍尔解释说,达乌特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原本想生第四个孩子,但最后还是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否则她会面临更多的拘留。即使没有被送入集中营的维吾尔人也仍然面临着中国政府的监视。

在《Big Surveillance and the Rise of Technology in Persecution》(暂译为“大监控和迫害中的技术兴起”)专题讨论会上,维吾尔族美国律师努里·特克尔(Nury Turkel)讨论了中国在迫害维吾尔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数字权威主义”。“中国官员在先进技术的协助下”通过“使用配备人脸识别软件的摄像机”,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施控制。

“维吾尔人必须在无处不在的检查站扫描他们的身份证才能进入公园、银行、商场和商店。这些扫描器与更广泛的警务技术相联系。如果一个人被认为危险,那么就会被拒绝进入。”他继续说。

特克尔详细介绍了用于维吾尔人的“更广泛的警务技术”,包括“张贴在维吾尔人家门口的二维码,以了解谁住在那里以及他们的‘可信度’”,以及“配备了强制性间谍软件的手机,记录维吾尔人在线活动的各个方面”。他强调说,维吾尔人的私人短信内容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面临拘留,他感叹说:“维吾尔人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逃避中国政府的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