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量拥有多分会址的教会转型为自治教会

德克萨斯州乡村教会(The Village Church)的花堆(Flower Mound)会址。

在冬天的最后几周,当牧师戴维·查德威克(David Chadwick)从北加州夏洛特市森丘教会(Forest Hill Church)辞职时,身心俱疲的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在用视频直播在别处举行的仪式,”他在三月时说,“高地教会(Elevation Church)可能是夏洛特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了。你知道的,我越来越想知道——效果究竟如何呢?”

将近40年的时间里,查德威克带领着拥有4000人、6个分会址的教会,这是他从一个只有180人的教会培养起来的。然而在他教职任期届满时,查德威克披露自己早已开始对森丘教会主要通过视频让牧师与会众相连接的多个分会址运营模式有所怀疑了。

“我知道我是个好的沟通者……我能让人来这里并聆听。但牧师就不需要和他牧养之人面谈吗?我开始纠结这事情了。”他坦承。

在当时,查德威克说,森丘教会已经开始考虑让每个分会的牧师拥有更多自主权。

在2012年时,拥有多个分会址的教会——也就是在超过一个地点举行敬拜的教会数量——全美境内已超过5000家之多。

尽管查德威克和基督邮报所联络其他几位多分会教会的领袖拒绝对众多转型为自治教会的纷纷讨论有所置评,但熟悉该领域的专家则表示类似状况正在发生。

南加州受欢迎的多分会会址教会新泉(NewSpring)在其创立者佩里·诺贝尔(Perry Noble)于2016年因酗酒和其他问题辞职时有所挣扎,拒绝谈论自己在该模式领域的经验。

然而该教会的首席沟通官员苏珊娜·斯威夫特(Suzanne Swift)曾说过,她意识到“许多(分会址)教会正在考虑”转型为自治教会。

关注点

明尼苏达州拉斯威利市拥有多分会址的十架路教会(Crossroads Church)主任牧师保罗·马萨恩(Paul Marzahn)告诉基督邮报,他和其他牧师曾研究过这样的现象。他强调了自己相信多分会址教会寻求转型为多个自治教会的几个理由。

“从很多角度说,这是很合理的诉求。其中之一是,一些规模相当大的教会曾有过道德瑕疵,如果你整个体系主要是依赖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犯错,那整个系统就崩溃了,”他如是说,并且还提到柳溪社区教会(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以及最近伊利诺伊州丰收圣经教会(Harvest Bible Chapel)所发生的事情。

“也有经济方面和那些实际操作上的因素。有些体系是建立于一个卓有成效的牧师人格上,但如果这个高效的牧师有道德瑕疵或者工作失常——抑郁、酗酒——那就会带来所有分会会址的关闭。”他说。

尽管一些像华理克(Rick Warren)以加州为基地的环球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这样的多会址教会拥有恰当的机制去应对可能会对领导层带来压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些多会址教会并没有这样的机制,马萨恩表示。

“我想应该对此有所期待。举例来说,华理克,我和他有私交。在他儿子自戕时,他几乎休息了整整一年,但他有一个体系在那里处理工作。不过,并非所有多分会址教会都这样。”马萨恩解释说。

他也强调了典型的多分会址教会模式也许并不总能更好地服务于青年教会领袖。

“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们会谈论你如何训练、兴起甚至操练下一代教导牧师以及高效牧师吗?现在的这种做法是回避了这样的事情。这好像是在说,我们不打算花时间去教导、训练、培养别人成为真正有效的沟通者。我们打算让现有最好的沟通者发挥最大作用,然后在视频帮助下拓展到别的会址上。”他说。

“从个人角度,我曾经处理这样的状况,当时我开始让一些分会址使用视频,而现在是通过实习项目、亲授和教导的方式,我见识到了培养下一代教师的价值。我想安迪·史丹利(Andy Stanley)也曾经这么做过,这是一个伟大的榜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或者元素,让所有分会址都能一起做,但要用活跃的教导成为所传递信息的主要原则。”马萨恩解释到。

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领袖还说,他相信大量拥有多分会址的教会领袖正避免公开讨论整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为自己有问题。

“我觉得这存在一个恐惧的因素。像这样的组织,如果你分裂了,那就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以前有人就是由于有道德瑕疵才这样,有些教会分裂是因为他们牵扯上所不想扯上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应该勇敢地说:‘嗨,我们正在考虑改换下模式,’”他说。

“柳溪教会在多年前的一项调查后得出结论,号召要‘揭露。’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做法并没有带来操练,而且他们最后说,你知道吗?你是对的。我们是一个肤浅的教会,我们需要改变,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然后说我们的模式不再有效,所以,因为这样的模式不再带来门徒,我们就要改变模式。我觉得现在是有些多分会址的教会并没有带来门徒。”

从自己在多分会址教会模式的经验而言,马萨恩说,他不会将这些尝试然后继续调整的方式归类为失败。

“我不会说他们失败了。我觉得这是大胆的试验。我觉得他们依然带来一些门徒,但并没有原本那么有效,所以他们正对此重新评估。然而对一些教会而言,他们很不愿意说:‘嗨,也许我们是错在了对多分会址教会的植堂方式上。’”他说。

他说,他自己在如何运用这模式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也从中汲取了教训。

“我可以说:‘嗨,我做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我变做变学。我以前从来没做过。’我想我们正以更健康的方式前进,我想这能带来更多的门徒而且带来更多的领袖。这是我谈论这话题的方式。”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2011年的时候我就是个坏牧师、傲慢自大并且有觉得每个人都该看我的视频。我只是想我要培植一个新教会,而有些教会正在衰亡,我是个卓有成效的教师,我知道有许多教会抱怨他们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教导。当我让这些教会运转起来,我想是好吧,我不需要成为唯一的教师。我们能训练其他人而且我们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些事。”

乡村教会的转型

2017年时,德克萨斯州的乡村教会在马特·钱德勒(Matt Chandler)带领下,决心在2022年之前将所有分会址改成自治教会,这项新举措被命名为繁衍(Multiply)。

钱德勒说,他已经意识到,多会址的模式终有一止。

“在我们感觉到压力最大的那几年里,乡村教会最大的压力在于,我们场地不够了。除了很长时间的祷告禁食,请求主做一些我们以前靠自己并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事情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他说,“此后我们就启动了多分会址的做法,我们相信神在说:‘哎,在这个时代,在教会当前的状况下,这就是你让人做门徒的办法,这就是我打算引领并祝福乡村教会的办法’……最终我们有五个分会址,在深入当地社区方面,他们运作得很好。那确实是一段丰盛、美好的日子。”

乡村教会第一个自治的分会址是丹顿(Denton)教会,其牧师博·休斯(Beau Hughs)说,从他们分会址之旅伊始,钱德勒就没有把当时的模式当成长久之计。

“我记得马特甚至在最早的一些会议上就说过,我们还不知道当时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但最终就是让分会址成为一个地方教会。事情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一直这样进行,这次对话总被记住,至少在马特心里是这样,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呈现,那就是从长远角度看这些分会址将如何发展。”他说。

在许多祷告并启动第一个分会址之后八年之后,乡村教会丹顿分会转型为一个地方教会。

“丹顿教会的成功了,看着他们从处在一个真正混合的阶段,然后可以自由地参与到他们真正所在社区中,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并且为我们如何运营教会提供了启示,也对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不足之处有所提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这也有其期间所限。”钱德勒说。

他说,他们继续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祈祷,直到教会的所有长老们一致决定,要在2022年之前让乡村教会的五个分会都实行自治。这将带来更多的地方化以及全球范围的传教,这些教会也可以继续培植更多的教会。

在最近对基督邮报的回复中,乡村教会的交流及资源主任大卫·罗拉克(David Roark)说,今年又有两个会址将转型为自治教会。

“从整体上说进展顺利,”他如此评价其过程。

“我们的两个分会址,普拉诺(Plano)和达拉斯(Dallas)将在年底完成转型,这些教会的员工和成员对未来非常期待并兴奋,事实上,这些分会址成员投票支持转型的比例都超过了95%。其余的分会也都正在计划并在接下来几年中采取同样的举措。”他解释到。

尽管转型并不容易,罗拉克说,转型团队因着恩典继续前行。

“一方面,在项目上有许多振奋人心的事情,但也有一些挑战。对与你一起工作那么多年的人还有这些年的经历本身说再见,这本身就不容易(我们称此为‘福音式再见’,因为既是相当好又相当艰难),而这是每个会址都要经历的学习曲线,开始使用更加本地化、个性化的方式思考繁衍项目,同时还要保持联系并合一。”他说,“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我们犯过一些错误,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式过犹不及,但我想我们都承认,需要在这段时间中将大量恩典尽量向别人扩张开去。”

乡村教会很小心地提到,他们从多分会址模式的转型并不应该被解读成批评,而是充分利用了机会。

被问及乡村教会的模式从远期看是否有持续性时,罗拉克说他并不肯定。然而,他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不这样,那就没有现在这么高效并健康。

“我不敢肯定,我们是不是说原先的模式是否可持续(但我肯定我们能让这模式有效,因为我们已经这样做10年了),但我认为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效并健康。”他说,“这不是对大部分多分会址教会宽泛声明,只针对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我说的不是其他多分会址教会的模式,知道他们各自都有不同、多样的策略和情况很好,但我们相信,从长期来看,放手让分会址成为地方、自治的教会能让每个人在当地发挥最好。”

罗拉克也驳斥了经济因素是决定从多分会址模式转型的驱动力之一。

“那并非影响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执行繁衍这样的项目会带来一些新的、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财务挑战,因为捐献和预算总会成为中心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分会址转型的事。”他告诉基督邮报。

在看到了丹顿的成功转型后,当然,也是在圣灵驱动下,最初的成果继续启迪着他们。

“我们相信,圣灵是在这一切事情中做工,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丹顿教会开始的。他们成为了榜样,真正迈出了确信并勇敢的第一步,我们很快看到了转型最初的成果。他们因为不再是乡村教会的分会,这带来一些挑战,但我们都看到基督的肢体、教会成员,采取了他们从未有过的行动,承担起自主权,然后我们看到了丹顿教会依靠灵活性、抓住了机会、成为所在社区的山上之城,而这些是他们在多会址模式下不可能达成的。”罗拉克说。

尽管在2016年的时候,乡村教会的南湖分会(Southlake campus)成为最后一个转型的教会,乡村教会依然继续以其他方式扩张。

“除了分会址转型之外,我们在去年培育了四个独立的教会:三家在达拉斯的沃思堡市(Fort Worth),一家在加州的兰丘库卡蒙加市(Rancho Cucamonga)。我们今年酝酿了两个新教会培育计划,”他说,“我们现在关注将其余几个分会址转型,其时间是2022年,与此同时继续在本地并全球培养教会,并向全球培养并派遣传教士。”

尽管现在下确定性结论还为时尚早,罗拉克表示,到目前为止,乡村教会对多分会址模式的经验还是被证明为有效的“教会培植策略。”

“事情还在进行中,我们边学边做。然而,考虑我们目前看到的成果以及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说,似乎多分会址模式可以越来越成为教会植堂的杠杆,而这对那些地方教会肢体和社区可能是真正的好事。”他说。

成长的烦恼?

马萨恩把一些已经有多分会址教会所遇到的问题称为成长的烦恼,他相信,这模式将继续成为教会通往未来的一种可行方式。

“我依然认为多分会址模式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他们能找到方法来协调好附属关系而不要自上而下强加太多控制的话。”他说。

“我真觉得那只是[成长的烦恼]。但我所希望有些事情不要发生,因为我看见现在这些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母教会[说]‘哦,他们打算单飞,所以祝他们好运’的反面。然后他们就放手不管了。很久以前我曾经对一个教会的分会这么做过,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成熟而且我就像我那些想要启动一个教会的年轻牧师一样,我就会像‘祝你们好运’那么做,而不是说‘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你?我能如何支持你们的转型呢?’”马萨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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