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因新冠疫情如此剑拔弩张？

美国人为什么会因新冠疫情剑拔弩张？

全国的许多校委会都在就今秋学校开学的事情与当地卫生部门官员、家长争论不息。一些大学打算重开真人出席的课程，还有一些则不然。

一些教会正在举行真人参与的礼拜，而其他一些则不然。一些牧师将对这类礼拜的限制视为对我们宗教自由的侵害而其他一些则不然。关于各种疗法和最终接受COVID-19疫苗适当性的辩论也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坏消息连篇累牍。星期三，全国范围有超过1400起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死亡事件，差不多当天每分钟都发生一起。

美国上季度经济萎缩9.5%，创历史性的下滑。昨日股市应声下跌逾两百点。美联储主席警告说，经济的走向取决于疫情的走向。而由于国会无法就下一步提供经济援助达成一致，刺激付款今天用完。

我们可能认为，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和经济衰退会使我们团结起来应对，但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为什么呢？

 解释我们的 “宽松”文化

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一篇文章中，文化心理学家、作家米歇尔·格尔凡德(Michele Gelfand)写道：“使我们国家如此具有创业精神并创造力的这种去中心化、叛逆性、随心所欲的模式，也加深了我们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危险。为了抗击这种流行病，我们不能只转换资源，我们还必须转变我们的文化模式。”

在她看来，我国对疫情的矛盾反应“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现象。在美国这样的宽松文化中，人们根本不习惯于紧密协调他们的社会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更不愿意牺牲我们的自由以换取对严格制约我们选择的限制。”

格尔凡德博士以美国、意大利和巴西作为“松散文化”实例，它们都是“规则较弱，比较放任”的国家。她将这些国家与新加坡、奥地利和中国作为“紧张文化”进行对比，这些国家“有许多管制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

后面这些国家“都有饥荒、战争、自然灾害，而且，还有瘟疫爆发的历史”，都以严酷的方式学会了“严厉规矩和命令能拯救生命。”那些面临较少威胁的国家，比如美国，“有保持宽松的奢侈。他们优先考虑自由而不是约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但也比严厉国家则更无序。”

她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从松到紧”，并认为我们需要再次这样做，“暂时牺牲自由来换取更严格的规则”，这样我们才能 “限制这种疾病的伤害”。

两个额外因素

格尔凡德博士的文化分析既具有指导性，又具有启发性。然而，作为一名哲学家，我想补充第二个维度。她所描述的“紧张”文化受西方对个体强调的影响较小。

美国的建国文献宣称，“人人受造平等”，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个人权利。这些价值观促进了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显著成就和进步。

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也受到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相对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是一种 “后真理”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真理和意义是在我们的个人经验中找到的。“我的真理”不是“你的真理”，反之亦然。

作为一个神学家，我想补充第三个层面：人类被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所感染。由于我们的堕落本性，我们寻求成为自己的神（创世记3：5）。这种对个人权力的驱动，表现在以个人权利和幸福为中心的文化中，产生了格尔凡德博士所描述的那种“松散”文化。

这种讨论与口罩、公共礼拜仪式以及其他备受争议的疫情相关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们所需要的一份指导原则

在我们的 “后真理”文化中，有些人质疑口罩的科学论点，反对羟氯喹等治疗方法。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导致一些人抵制政府在礼拜、学校和口罩方面的权威。

在如此的文化冲突中，基督徒应该实践耶稣基督“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章39节）的命令，以此为指导原则。我是这样理解这个命令与流行病的关系的。

每当我在非家庭成员身边时，我总是戴着口罩。我相信科学，口罩可以保护他人和自己，我不想做任何伤害邻居的事情。如果说不戴口罩有哪怕只是有一丝可能会传染给别人，我也选择不冒这个险。我也选择不冒犯那些相信我戴口罩能保护他们的邻居们（参见哥林多前书10章32节）。

亲身敬拜更要因地制宜。在我主日讲道的礼拜堂，我们选择提供虚拟敬拜，因为我们认为在面对面的聚会中，我们不能保证 “邻舍”的安全。你的教会可能对你的会众和安全协议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你应该把爱你的邻舍作为你决定的因素。

在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驱动的“宽松 ”文化中，爱邻如己是一种特权，它将会给我们带来超乎想象的改变，一次一次的生命。

今天，谁是你的邻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