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宣教（二）：文明冲突

“这里对裸露的沉迷好严重啊，”一位非洲基督教领袖说。我和妻子正陪他一起散步走过这个北欧城市的中心，他到这个城市来传教。

我们走路的时候，迎面而来一张大大的广告海报，上面有个赤身裸体的模特，把我们吓了一跳。这位非洲领袖非常尴尬，似乎他在特别因为这幅张扬的图画向我妻子道歉。

很明显，他没有在一家美国超市的出口付款处排过队。

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我们提到了一种讽刺性的改变：获得了圣经性世界观的非洲人，现在称欧洲为“黑暗大陆”。而恰恰是欧洲这些国家曾沾沾自喜，有时带着嘲讽地谈论“最黑暗的非洲。”

更加讽刺的是，就在这个春日，一名非洲人在谴责欧洲社会对公开裸露的沉迷。而也恰恰是这个社会一度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是生活在潮湿丛林一丝不挂的“野人”。

这个时刻让我想到的除了讽刺，还有两个强有力的启示。脑中第一个想到的是“文明的冲突”，这是过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20世纪90年代一本著作中探讨的主题。

“在所有定义文明的客观元素中，最重要的常常是宗教，”亨廷顿写道。“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他继续说，“文明的冲突是全球范围内的部落间冲突。”冲突会在两种文明碰撞的“断裂线”上体验到。亨廷顿说，有时候，这样的“断裂线”会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甚至“在一个州内的不同文明群体之间。”

之前我把和我在欧洲一起工作的非洲基督徒们称为“反向传教士。”他们很多人是19-20世纪欧洲向世界传教努力的成果。现在他们回到欧洲大陆来工作，同时，他们建立神学上保守、严谨地以《圣经》为基础的教会。

到底发生了什么？圣经性的非洲基督徒无意中撞上了后基督教欧洲文明中“新的野人”（指那个女模特）。这些和我在欧洲一起工作的“反向传教士”没有用暴力和恐怖主义打倒异教机构、杀害它们的成员，他们有着不同的策略。当他们和欧洲异教信仰冲突的时候，他们的策略是培训耶稣基督的门徒。

“反向传教士”们分散在各个城市，平时以家庭细胞小组的形式作聚会，聚焦于圣经学习和门徒培训。接着周末一起敬拜庆祝和宣讲福音。

“我们教会的每个人都必须有在事工中担任角色，”其中一位领袖告诉我。因此，除了门徒培训团体，也有事工培训，常常是在职的。

一位我们称为卡门的吉普赛妇女和她的家庭，反映了这个以《圣经》为基础的方法的有效性。这位美丽的妇女告诉我们，她从小被教导要成为一个贼。而最近，她和丈夫一起在这个主要以非洲人为主的教会中，被设立为领导者。和基督的相遇和基督恩典的话语改变了她的生活。她和丈夫在吉普赛共同体内传道，他们打算在那里建立教会。

这位非洲基督徒尴尬于北欧对赤裸的沉迷，还让我想到，这阐释了在异教信仰的罗马，1世纪教会的情况是怎样的。

“反向宣教”移民教会是常常在“地下墓穴”见到的“共同体”，但他们在接触到的欧洲社会各方面领域都是“催化剂”。我们会在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分中谈到这点。

华莱士·亨利（Wallace Henley），休斯顿第二浸信教会（Houston's Second Baptist Church)教牧。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举办应对全球变化的会议，根据他的书《Globequake》，此书将于7月10日由托马斯·尼尔森出版社发行。他是基督邮报的定期供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