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對同性婚姻的決定會如何影響宗教自由？

專家表示，如果最高法院決定支持同性婚姻，其對宗教自由的影響將取決於其使用的意見用詞。

對宗教自由最好的結果是法院裁定美國憲法並不要求所有州重新定義婚姻為包括同性伴侶在內的男女結合。但如果法院確實要求所有州重新定義婚姻，出現的一系列選擇也可能會給各個州的宗教自由帶來不同影響。

「如果法院要將保護性取向提升到保護種族主義者這樣的高度，」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的高級法律顧問埃里克·斯坦利(Erik Stanley)告訴基督郵報說，「這可能在宗教自由方面對不承認同性婚姻為婚姻的個人和群體產生很大的影響。」

他補充說，「在宗教自由方面同樣令人不安的是法院裁定反對同性婚姻者為有敵意，正如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先前提出的兩個決定建議所述。預計肯尼迪有望在這個月書寫自己對同性婚姻的意見。」

「羅默訴埃文斯案件推翻了科羅拉多州一項修正案，該修正案禁止基於性取向的任何特殊法律地位。」肯尼迪寫道，「提出該修正案除了屬於敵意行為外，很難想出其他動機。」

而針對去年美國控訴溫莎案件在同性婚姻方面的決定之一 ，肯尼迪寫道，《婚姻防禦法》禁止聯邦政府承認同性婚姻，這是同性夫婦頭上的綠帽子，其動機是「不恰當的敵意」，傷害在政治上不受歡迎的群體。

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 )在他的異議中，批評肯尼迪沒有提供證據表明兩黨制國會和總統比爾·克林頓通過法律時受同性戀者仇恨鼓動。

「對他們的這種投訴需要非同一般的證據，我本來以為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是為了放寬對法規的解釋，」斯卡利亞寫道。

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法學院法學和政治學副教授約翰·易納組(John Inazu)認為， 在最近的信仰角度論壇 ，這一決定對宗教自由的影響與法院意見書寫的語言關聯更大，而不是實際的法律推理。他舉肯尼迪使用「敵意」這個單詞為例。

「我的理解是，除法律依據外，就像『敵意』和『偏執』這樣的單詞，是否會帶動宗教自由挑戰的走向，」他在一個問＆答環節中說。

當別人要求進一步說明時，易納組承認說法院的法律推理應該比其所用語言中的情感更有份量，但他表示，現實情況卻完全不同。

「最高法院發表意見時，」他解釋說，「就會產生法律後果，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信號，我覺得，分析框架的修辭會給宗教自由的走向帶來很大的區別。 」

「最高法院在道德上有權威，道德權威體現在其使用語言和理論論據的字裡行間，」易納組說。

斯坦利補充說，如果法院不在全國範圍內重新定義婚姻，那對宗教自由最好的結果就取決於最高法院書寫決定的方式，看其是否承認人們對婚姻存在不同觀點。他例舉了凱西與計劃生育的案子。此意見由肯尼迪一同書寫，法院肯定了墮胎辯論雙方對計劃生育根深蒂固的看法。

該意見書表示，「自由的中心就是自己有權利定義存在、意義、世界，以及人類奧秘生命的概念。」

宗教自由聯盟機構(Institu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lliance)創始人和高級主管卡爾森斯坦利傑斯(Stanley Carlson-Thies)還鼓勵說，如果法院選擇重新定義婚姻，則在書寫意見時將宗教自由最大化。

法院應特別提醒立法者和政府官員有義務保護宗教自由活動，其中包括保護受宗教信仰影響的學校、收養機構、宗教輔導計劃，以及居住設施服務等基於信仰的組織發起的活動和服務。」 他周四寫道 。「然後，聯邦、州和地方官員可以開始在同性婚姻方面對宗教自由給予保護，這具有挑戰但非常重要。」

雖然一些牧師和宗教領導人最近承諾說，法院如果重新定義了婚姻，就發起民事抗議。但斯坦利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未來就擺在我們眼前。例如，牧師不會被要求主持同性婚禮，教堂不會被要求在自己的財產里為同性婚姻舉辦儀式。

「教會和教會團體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憲法保護，」他提醒說。

然而，斯坦利確實鼓勵教會和其他基督教團體更好保護自己免受潛在訴訟，確保他們正式聲明對婚姻的信念。例如，這些聲明包括就業條件、設施利用政策和任務聲明。

捍衛自由聯盟與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創建了一份指南，幫助教會、教會學校和基督教事工擬定這份聲明。

卡爾森傑斯也給信仰團體提出了類似建議。

「不管最高法院裁定如何，信仰組織必須採取的重要措施是檢查其發表或未發表的政策和措施，並確保這些符合併紮根於聲稱引導機構的宗教信仰。這在法律上很重要：如果法官和其他觀察員無法辨認你反文化行為的原因是出於宗教信仰，那麼宗教機構很難輕易地得到宗教自由的保護，」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