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之死与人之死：文明的选择

天主教神学家兼哲学家彼得·克里夫特（Peter Kreeft）在评论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十九世纪末作出的“上帝已死”之宣告时，对这一宣告如何影响西方文化进行了极具洞察力且深刻的剖析，他指出：

“人们无需认同尼采的无神论，也能同意他那历史性而非神学性的断言，即上帝已死（亦即，作为西方文明功能中心的对上帝的信仰已经死亡），我们现在是一颗脱离了其恒星的行星。人们无需认同尼采对道德与自然律的拒斥，也能同意他的观察，即西方人正日益否定道德与自然律，我们正大步迈向那个‘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对“上帝已死”（即上帝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的广泛接受，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客观真理与客观道德的广泛消亡。（阿道夫·希特勒是尼采的狂热崇拜者，这难道令人惊讶吗？）

二十世纪最具洞察力的两位基督教思想家C.S.路易斯（C.S. Lewis）和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曾预言，除非人类悔改并转向真正的上帝与造物主，否则作为人本质的消亡必将随之而来。

薛华与路易斯都深知，随着基督教世界观在主导地位上的衰退，它将被一种渗透西方的世俗、人本主义的实在观所取代。随着二十世纪的推进，这一切已然发生，现代人已经跌落至薛华所称的“绝望线”（line of despair）之下。薛华解释道，通过将圣经中的上帝排除在等式之外，现代人退回绝对自主的境地，在没有神圣启示的情况下无法找到绝对真理，最终将在绝望中放弃对它的寻找。

正如薛华所指出的，现代人不再以对立（antithesis，即不矛盾律 / law of noncontradiction）的方式进行思考。现代人现在假定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既然现代人现在相信不存在绝对事物，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拒绝了普遍的道德律，从而拥抱了道德相对主义。

薛华总结道：“我们的社会如今在没有固定伦理的情况下运转。”陷入“各人任意而行”之诱惑的必然恶果便是道德混乱。它要么导向混乱，要么导向混乱之后由压迫性政府精英所强加的秩序。

一旦一个社会丧失了犹太-基督教有神论（Judeo-Christian theism）道德基础的共识，就不存在所谓的“正常”，因此一切都变得正常。混乱与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于是，政府精英趁虚而入，武断地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公众。（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违背美国全国的意愿，将同性婚姻强加于整个国家。）

伟大的英美作家T.S.艾略特（T.S. Eliot）是正确的，他在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警告说，西方文化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抉择：要么在我们的文化中重申犹太-基督教价值观，要么默许一种新兴的异教及人本主义文化。

英国历史学家E.R.诺曼（E.R. Norman）曾言：“多元主义（Pluralism）是一个社会在从一种正统（orthodoxy）向另一种正统过渡的过程中，赋予自己的名称。”毫无疑问，正统必将存在，它要么是犹太-基督教的，要么是异教的、无神论的或不可知论的。

回想我读大学的时候（1965-1969），全国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思想家是行为心理学家B.F.斯金纳（B.F. Skinner）。他写了一本名为《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的书，主张自由与尊严是我们再也无法承受的过时概念，人类基本上等同于斯金纳箱（Skinnerian Box）里的白鼠。薛华对此撰写了一篇回应，题为《重返自由与尊严》（Back to Freedom and Dignity）。

恐怕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抉择，而好消息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投票权。我把票投给自由、尊严，以及按上帝形像所造之人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