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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枪击案反思:我们的学校需要祷告吗?

校园枪击案反思:我们的学校需要祷告吗?

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又一起校园枪击事件。生命永远的粉碎了,被一个持枪人,据说是为了复仇。“我们的家庭被破碎了,”一名灾难幸存者说。

很显然,这名17岁的查尔顿高中的持枪手被几位同学欺负了。他被同学描述为“一个被欺负的人”。

在他最近的Facebook页面上,他写道:“去死吧,你们所有的人。”

2月27日,他报复了那几位同学。现在,正像他所写的,2名学生已经死亡,其他人处于受伤状态。

我记得在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之后,我做了几个电视访问,采访了在我们历史上最残酷的枪击案中几个被射击而身亡之人的家庭成员。

一位对学校及学校环境非常熟悉的年轻人,在1999年枪击案之前告诉了我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他说其中一位杀手--在他和他的同伴实行报复很久以前--曾在餐厅里受到羞辱,在他的很多同学面前,一个同学将一杯牛奶泼在他的身上。你或许会回忆起1999年枪击案中Eric Harris和Dylan Klebold在其他遇难者中寻找那个羞辱他们的人的场景。

没有一个人暗示这些枪击案是正义的,即使他们是被同学欺负了,这些杀人犯最终成为了欺负别人的人--好像他们在扮演审判、评判及执行死刑的角色一样。这些遇难者比他们要无辜很多倍,就像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一样。

如果学校有祷告的话是绝对不会有枪击案的。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部分,神已经被我们的公立学校抛出去很远了,取而代之的是安装了金属探测器。但是即使这样,事实却是如此悲惨。

Virtue guru和Bill Bennett都曾经告诉我“是不是有人真的担心美国正在成为一个过渡虔诚的国家?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奉献了这么多时间祷告和默想?这个国家的青年人正在被永恒的想法和信念所占据。"

我发现事情是如此具有讽刺性,校园枪击案正好发生在声名狼藉的禁止校园祷告决定50周年的时候。在1962年,在Engel v. Vitale的最高法院规定学校不允许公开参与祷告。

特别是,最高法院禁止的是看似无害的祷告:”全能的神,我们承认我们依靠你,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国家。“

那时,只有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以及另外一位新人拜伦·怀特(Byron White)对于该禁令没有投票支持。“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这位唯一的反对者说,“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相信上帝的……”(1962年7月9日的新闻周刊报道)。

那时新闻周刊中引用斯图尔特的话,并且认为他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的宗教是通过那些想要为了它祷告的人建立的。俄亥俄州处理枪击案的法官的态度与10年前法院的决定是一致的:‘对于有宗教信仰的机构,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我的牧师詹姆斯·肯尼迪(Dr. D. James Kennedy),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学校的祷告曾经这样对我说:“我非常支持学校祷告。我支持一个自发的学生带领的祷告。我认为犹太人应该有权利向神祷告,穆斯林向阿拉祷告,基督徒向耶稣基督祷告。我想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需要对宗教有一些宽容,不要每次看到别人以我们不支持或不喜欢的方式祷告时就发脾气。宽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化对于心胸狭窄的人是进行批评的,但是当具体到宗教问题的时候,这样的狭窄却成为了可以接受的事情。”

确定的是,志愿者祷告,甚至在学校里,都应该写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作为宗教条款的“自由实践”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的学校没有祷告,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垒球运动员,他应该击中一个本垒然后跑,但是他却被叫出去了,因为当他围绕跑道跑的时候,没有触到第一个垒。

只要我们学校还没有祷告,我想其中一些人就应该在自己前面放一个标志:进入了你的危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