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时教会也曾关门,这是基督徒们今天能学到的

图片,皇后区一家已关门商店外的警告标识,当地是全国新冠疫情感染最多地区之一,2020年4月3日,纽约市

1918年的流感疫情是当代最致命的疾病爆发事件,损失极其可怕,不仅仅是丧生人数众多而已。就像今日的新冠肺炎一样,瘟疫收紧了社会的纽带。

疾控中心说,至少有5千万人死于当年的流感爆发——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其中美国有67万5千人。约翰·拜瑞(John M. Barry)在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暂译为“大流感:史上最致命瘟疫” )一书中写到,一些流行病研究者认为当时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亿。

费城是美国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恐惧如影随形,”拜瑞写到,“死亡可能随时降临到任何人头上。人行道上人们彼此远离,避免交谈,如果他们相互说话,那也要把脸对着不同的方向以避开别人的呼吸。人们变得隔绝了,这让恐惧雪上加霜。”

一些基督徒应对1918瘟疫的做法

尽管卫生部门的官员避免将这两次瘟疫爆发进行比较,但100年前那次流感对社区生活的冲击,比如对教会礼拜的影响,似乎与今天的非常接近。

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福音派人士比利·桑迪(Billy Sunday)组织了一次十字军行军,有一份报纸说有10000人“抓住过桑迪先生的手。”虽然他发誓要“用祷告来击倒”瘟疫,但人群中的人那些得了流感的人还是崩溃了。流感让他取消了三个星期的夜间礼拜。

当初,全国的政府官员都呼吁出于安全考量而停止比如教会礼拜这样的公众聚会,就像今日这新冠爆发一样。既然没了地方聚会,牧师们就将自己的布道文发给当地报纸发行。洛杉矶的一位牧师让童子军们向教会成员传递主日学的课程。还有些牧师则鼓励会众在家里聚会,就像使徒们那样。

在德州的恩尼斯(Ennis),一位男士说,12年来第一次无法出席礼拜,这让自己无法忍受。但他还告诉《福音倡导》(Gospel Advocate)杂志:“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这里举行了三次葬礼。”

一些教会抗议对室内礼拜的限制令。还有一些则在户外聚会。旧金山的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中,主日礼拜的一个主题就是:“西班牙流感,末日之灾之一。”

跨过尸体

当时的战争让病毒传播火上浇油。

士兵们挤在后防的营房和前线的战壕里,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个又一个基地里换防。波士顿附近的德文营地(Camp Devens)疫情爆发最厉害。该营地设计规模是容纳36000人,1918年9月时里面住了45000人。

那年8月中旬,士兵们开始报告罹患肺炎,但军医并没想到流感是潜在原因。随着疫情的进展,他们又认为是脑膜炎。在没有隔离的状况下,士兵们拥挤在起居室和礼拜大厅里。等军医们意识到这是流感爆发时,病毒已经传遍整个营房。到9月22日,军营里五分之一的人都生病了。

该军营正常情况下应有25位医生。一位医生给自己的同事写到,现在人数应该增加十倍,而且每个医生应该负责150个床位的病房。

“雨中,拿着毯子的士兵们在医院外面排起了长队,走道和门廊则放满了行军床。”新英格兰历史学会(New England Historical Society)报道当时的情况说,“医生们每天跨过成堆的尸体观看病理解剖。”

等疫情结束时,入伍登记的人中有800位丧生,还不包括医生、护士和随军牧师。

最坏的情况何时结束?

疾病的不可预料性加剧其引发的恐惧。

一个人可能早上还好好的晚上就死了。正常情况下,小孩子和老年人面对流感时首当其冲,但当时那些正值当年的人常常深受其害。拜瑞写到,疫情发生时美国人预期寿命下降了10年还多。

他写到,病毒一直在突变,两年时间内有三波袭来。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安东尼·福齐(Anthony Fauci)则预测另一波新冠肺炎将于秋天来袭。)

当年流感最致命的是第二波,当时给费城带来了极大伤害。“城市在战前就人口过度稠密,就业机会吸引着人们进入城市,人口到达1750万,费城可以说是人满为患。”拜瑞写到,而市政当局则对应对危机准备不足,“扒粪一代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称费城为‘美国管理最差劲的城市。’”

该市最高卫生官员否认流感威胁存在,也没做什么准备。他并不想要采取任何措施,害怕会带来恐慌并影响战争相关事务。出于同样的原因,费城的报纸也不刊发负面消息。

拜瑞描述水手们从波士顿抵达费城海军基地之后四天的事情,19岁的水手报告有流感症状。随着病毒传播,城市里顶级卫生官员拒绝中止一次为出售数百万美元战争公债的游行,9月28日时,成百上千的人拥挤在游行人群中。

“游行之后72小时内,城里32个医院的病床都满了,”拜瑞写到,“人们开始死亡。”

随着死亡人数飙升,流感终于现身了,公共卫生官员和报纸反复说最坏的局面已过。“搬尸工,本身也都病了,还是工作过劳,”拜瑞写到,“他们都没地方安放尸体了。”然后,10月16日那个星期,4597个费城人死亡,事实上创造了该城瘟疫的最严重纪录,人们不再相信他们阅读到的东西了。

“大流感”给我们什么教训

像这样的时候,历史能给我们上重要一课。

2005年的时候,乔治·W·布什总统阅读了《大流感》一书,就让阁僚们为下一次瘟疫制定计划,专家认为那个计划今天依然可能会有用。

“如果我们要等到下一次瘟疫出现时再准备,那就为时已晚,”2005年时乔治·W·布什总统如是警告。

汤姆·波赛特(Tom Bossert)说,今天美国用来对抗新冠病毒的策略就是由布什政府制定的。

拜瑞的在书中总结说,流感疫情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官员们讲述实情的重要性。

他也说,疫情会有几波高潮,所以美国人不应该认为新冠会有什么不一样。

1918年的时候,人们拥挤在像兵营还有大城市里,常常因此罹患流感,这也凸显了保持物理距离的重要性。

最后,拜瑞强调了流行病的社会调研结果,他引述了来自华盛顿特区一个人话,说:“你没有社区生活,没有学校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你什么都没有。”

今天,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人努力在保持物理距离同时维持社交互动。但我们有如此多的工具,比如智能电话、社交媒体,美国不是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了。

基督徒应该使用这些新技术,在这困难——但并非前所未有的——时期,去接触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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